【明報專訊】我總懷疑，沙特與卡繆曾經的親近與後來二人友情的決裂，增添了更多人對卡繆的趨之若鶩，一如維根斯坦的天才形象、拋掉一身財富的灑脫成就其傳奇光環。世人喜將卡繆與沙特並談，若說卡繆注定比沙特更有魅力，我想不在他的明星臉、穿衣優雅，更在他複雜的身世，塑造他的思想體系不那麼愛恨分明，尤其對待受苦難之人的復仇與伸張正義有更深遠的看法。
卡繆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同年，被問到怎看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LN）的獨立抗爭，他不同意在電車上放炸彈為之正義，因其仍居於該地的母親會處身危險之中。在陣營分明的時代，沒明確支持FLN的卡繆，注定被理解得更少。
卡繆表態之時，巴黎帶領風潮的哲學圈也處於戰後的奇怪氛圍，他們覺得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某種程度的手段與惡可被視而不見。蘇聯陣營的烏托邦未來對戰後恢復中的西歐及知識分子有其吸引處，寫下《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控訴蘇聯極權的匈牙利猶太裔英國作家Arthur Koestler，於1946年來到巴黎時，沙特主持的《當代》（Les Temps Modernes）雜誌對他一再抨擊，巴黎哲學家並不信蘇聯集中營與大清洗之說。卡繆為Koestler發言，亦無法以少敵眾。後來卡繆與沙特就共產主義筆戰，令卡繆遠離巴黎哲學圈，後期益發沉默。
背離一切複雜環境講對錯，將問題簡化，從來都讓人看不到真實的苦難。卡繆不想阿爾及利亞獨立嗎？他不愛阿爾及爾嗎？他曾自述無法在阿爾及爾以外生活，總如處於放逐狀態。他不是單純的原住民，或單純外來享有高位與富權的殖民者，而是居此日久，或與本地人同樣貧苦的「黑腳」，他母親是為富有法國家庭工作的女僕。作為移民後代，卡繆較當地人獲得相對多的特權，比如不需如本地人般放棄穆斯林身分就能獲得法國公民權。但他一樣目睹各種不公，後來成為《阿爾及爾共和報》記者，揭露當地人困境：他到卡拜爾人聚集區卡比利亞採訪，寫過《苦難的卡比利》報告。這些經歷都讓他不輕易下對錯判斷。
卡繆認為反抗有兩種，其一形而上，是全人類面對生命的荒謬與困境時奮而起身的反抗；歷史上的反抗則是被壓迫者反對掌權者，反抗不公的制度與身分。這些反抗要求的是價值的平等——即在大家都承認的共同價值下，被平等對待。維持共同價值，反抗者才不會失了原則，令世界失序。這些說話，放在今天，大概都有很多人覺得卡繆「膠」吧？
戰後以散文小說劇場思考反抗
戰後卡繆以散文、小說、劇場思考反抗。他的五幕劇《正義者》改編當年俄國革命人士刺殺大公的故事，男主角知道自己對不公的反抗乃訴諸暴力，因而有所掙扎。他要怎樣拒絕剝奪別人生命的過度權力？為了正義的理念就可以不擇手段？FLN游擊隊員中大概也有掙扎，但在與法軍雙方的血腥對抗中逐漸磨滅人性，更甚留有後患——這亦是卡繆預見的。這些層層疊疊的不公，很多時都被忽略，像先幾期談的《北非諜影》與《阿爾及爾之戰》皆幾乎沒有觸及北非其他族群的困境，例如因避戰而逃跑到Casablanca卻被丟到猶太區，完全顯露身分給德國軍的猶太人。
後世人都忽略當卡繆被斥沒有在戰爭時為阿爾及利亞做過事，他回答：「一年零八個月以來，我的沉默不意味着我停止了行動。多虧了某些你不知道的行動，你的一些同志才保住了性命。」後來發展證實了卡繆的擔憂：獨立建國後，阿拉伯人在阿爾及利亞清算，大舉逃往法國的「哈金斯」（協助法國殖民政權的本土阿爾及利亞人）得不到妥善安置，過上了另一種二等公民的生活，引致其後半世紀的仇恨與恐怖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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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太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