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傳媒全面統計在港上市公司，發現2017年至今，有123家中國企業或內地（大陸）中央企業到港上市公司通過修改公司章程，正式確立黨委（即共產黨委員會）並給予權力，佔香港交易所2,262家（包括382間創業板）上市公司5.43%，其中有8間家恒生指數成份股（在港稱藍籌股，即台灣的績優股）。有公司章程明定黨委經費要佔員工薪酬總額1%；有的指黨委若發現公司不符黨路線，可向上級黨組織報告。
這種現象，對香港這國際金融市場的投資環境，不啻出現了重大變化。黨委在上市公司的地位，由以往的諱莫如深，或者若隱若現，逐漸浮上水面。上市公司的目標，便會由原來保障股東利益為旨，變為保障黨利益為重，當出現利益衝突，按照這些規章修訂，由原本像「保證股東的長期穩定回報是本公司的首要責任」，「為股東創造高額回報」，變為更重視「維繫黨的利益」。
黨的利益乃凌駕股東利益，顛覆了上市公司的投資規律。
尤其是這些國企、央企的公司主席，雖然通常身兼黨委書記，但並不是所有董事局成員都是黨委委員，於是黨委的權力便凌駕董事局的權力。修改公司章程需要召開股東大會投票表決，過去一年多以來便出現了不少實例，小股東意圖阻止修章，如中國銀行有8.2%小股東投下反對或棄權票，海螺水泥更有13.6%反對，但大股東銳意支持，小股東無力阻止。
據上述調查資料顯示，這些上市公司修改程章後，名正言順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某某公司委員會」，有些則在公司章程內設立黨委書記，部份公司更設副書記，而黨委委員數目各家不同，有些明確註明人數，但大部分的章程內都明確列出，「黨委要發揮領導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確保監督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在公司的貫徹執行，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重大戰略決策」。章程更要求「加強基層黨組織和黨員隊伍建設，充分發揮黨支部戰鬥堡壘作用和黨員先鋒模範作用，團結帶領幹部職工積極投身本行改革發展」。
至於公司內的黨委委員按章程取得報酬，黨委的支出由公司負責，並按年度員工薪酬總額1%計算。若該等公司的年度工資、獎金、津貼和補貼共10億港元，即黨委來年便得一千萬元經費。這筆款項除採購教材開展黨內教育、租賃和修繕黨組織活動場所，亦包括「表彰獎勵先進基層黨組織、優秀共產黨員和優秀黨務工作者」。
國企上市公司修章，明示黨的利益凌駕其他，這種獨特的安排，無疑對穩健投資者，渴望長遠投資回報帶來隱憂，突如其來的轉變，令投資者無所適從。中國國內的股票投資環境，最初也是遵從保障投資者為最高原則。中國上市公司協會副會長楊樺2012年8月17日接受《上海證券報》訪問時說：「在資本市場中，作為公眾企業的上市公司，其社會責任更有特殊性和特殊要求，上市公司履行社會責任首先應該對上市公司股東和資本市場負有回報責任。」這個道理連內地的上市行業代表機構也明白。可是目前香港投資市場出現新的遊戲規則，有部份上市公司以黨的利益優先，香港金融市場從此與世界其他先進金融市場出現不同面貌，帶來不確定因素。
根據官方資料，目前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國企和央企公司，交易量龐大。其中Ｈ股（在港上市的大陸註冊公司）在港股市場上更佔了重要比重，截至2018年6月底，Ｈ股數目由1993年的6家增至256家，市值也由182億港元上升至超過6.43萬億港元。其他內地企業亦迅速來港上市，截至2018年6月底，共有1085家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除了256家Ｈ股，還有164家紅籌股（在港或外地註冊的大陸官方背景企業）和665家內地民營企業，佔香港證券市場市值超過六成，股份總成交金額超過八成。
國企來港集資，透過香港的國際資本市場盈利，依靠香港的國際金融市場地位，這些企業在港上市為其提供可自由兌換的發展資金，幫助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透明度，令內地和香港達致雙贏，落實了「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目標。
然而黨委領導香港上市公司的政策轉變，北京決策者有否有考慮香港的特殊性？香港既是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亦是擁有國際地位的特色城市，奉行國際市場制度。如今黨委名正言順成為上市公司最高領導，而這些國企央企在香港金融市場佔有舉足輕重地位，已是香港經濟命脈，主政者難道沒考慮，確立黨委制度，將削減香港原有制度的信譽，令國際投資者和本地小投資者作投資決策前更為戒慎恐懼？
這些黨委國企更於海外的預託證券市場上市，有關轉變會否引起發出預託證券許可的金融機構注意？主政當局為何沒有正式向外宣佈？如果黨委國企制度是好的轉變，何須秘而不宣，等待傳媒發現才讓投資者警覺？
中國目前正陷入中美貿易戰陰霾，中國此刻正需要讓世人有公平選擇的權利，需要融入國際社會規則，才能擁有主動反制的能力，中國不單要讓人敬畏其強大和富裕，更要取得各地民眾的仰慕和尊敬，感受到中國正在逐漸走向國際習慣的行事方式，願意與中國親近，達到真正共贏。（推薦閱讀：張秀賢專欄：新世代下的傳統政治危機）
＊作者為香港立法會資深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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