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與儒家的分分合合
說到中國共產黨如何看待中國的思想傳統，尤其是儒家思想，總是像追求愛侶般忽冷忽熱。從文革時期的「打倒孔家店」，到今天習總開口說要「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1]，大搞孔子學院。新中國成立以來，儒家可謂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幾十年間，傳統儒家思想由積藏千古的思想毒藥，搖身一變成身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基石。
上述這段發展，相信對中國歷史稍有認識的人都不會陌生。但說到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共是如何看待儒家思想的呢？此則比較少人談及。其實這段時期（本文指的早期主要是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時期）的歷史也相當有趣。
大家估計中共在取得政權以前，對儒家思想是「冷」或是「熱」呢？照理來說，中共在攀上權力的高座之前，應該仍然是一群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左膠」。如此一來，面對強調忠孝、天道，如此「封建」、「唯心」的儒家思想，應該大力鞭撻才對 ── 但事實卻相反，早期中共就如今天一樣，儒家思想都是其宣傳自己的重要工具。
那麼，早期中共看中的儒家思想，又跟今天中共一樣，看中了儒家裡的「忠」、「和諧」這些概念嗎？有趣的是，早期中共看中的是「忠」與「和諧」以外的東西。其實這也不難理解，這時候的中共根本未取得政權，還在跟「蔣賊」拼個你死我活，怎會跟你說「和諧」；自己都未成為新中國的「皇帝」，又怎會跟你說「忠」呢？
漢學家 David Nivison 在 “Communist Ethics and Chinese Tradition” 一文便對這段歷史作出了精彩的分析，說明了中共利用儒家思想的政治背景，以及儒家思想哪些部分可以融入到共產主義之中。這篇文章將簡單介紹 Nivison 的分析。
兩個政治背景
先談政治背景的部分，這裡可以分成兩大點去講：
第一，那時候中國的民族情緒之高漲，不亞於今天的中國。當然，不同的是，今天中國的民族情緒很多大程度是中共刻意製造出來的，儒家思想是煽動這種情緒的工具之一；當年的民族情緒，是由於那時中國實實在在地處於戰爭狀態，日本正大舉入侵中國，儒家思想是中共對這種民族情緒的回應。面對充滿家仇國恨的普遍大眾，中共為了推廣自己，當然要說：我們共產黨也是中華兒女！我們是有中國儒家特色的共產主義！打倒日本鬼子！
第二，當時中共正被「蔣賊」追着打，即使在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開始，中共的活耀範圍仍大多散落在農村，四處進行遊撃戰（不管是對抗日軍，還是……）。這種黨員分佈四周、組織鬆散的情況，與今天權力集中、黨紀嚴謹的中共有天淵之別。因此，中共當時極需要一種哲學思想，去幫助自己在這種「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形勢，仍然可以維持黨的運作與發展。這個時候，中共便看上了儒家思想。
慎獨
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你是當時中共的高層，你會怎樣控制那些正各自奮戰的共產黨員，使他們不會投向國民黨或日軍呢？像今天這種嚴密的思想控制與監視系統，在當時的環境是不可能的。故此，當時的中共只能教黨員們一種重要想法 ── 自律。
叫大家自律是甚麼意思？即是叫大家不要因為沒有管你，你便放任自己，甚至跑去勾結「蔣賊」。你們要繼續為黨、為廣大的勞動人民、為偉大的共產主義奮鬥，這個奮鬥不是出於別人的要求，而是一種自我要求。這一點，便打開了儒家思想融入到中共的大門。
在 1939 年，劉少奇便發表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下稱〈修養〉）[2]，當中多番引述了孔孟等人的思想，去說明共產員應有的品德。其中，「慎獨」，這個早出於〈中庸〉的概念（「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正為劉少奇所用，去說明自律的重要。「慎獨」這個概念，簡單來說，就是即使在「獨」處的時候，也必須謹「慎」，因為在「獨」處的時候的言行思想，最能體現你的品德。一個君子在沒人的時候，會尤其小心。這個概念其實反映了儒家哲學對道德的一個基本看法：儒家的倫理學是一種自律道德。意思是，我們行道德的理由，不是亦不應該是由於自我以外的東西，不管那些外在的東西是法律，抑或是上帝。反而，遵守道德的理由是出於自我最真實的要求。為甚麼我們在沒有人管的時候，仍然不願意隨街吐痰？如果我們行道德只是因為害怕法律會懲罰你，那其實我們沒有理由要「慎獨」，因為現在反正沒有會抓你。我們仍不會隨街吐痰，是因為我們不希望破壞潔淨而影響他人。這是一種自我基於對別人的關愛與尊重而來的要求。
同理，早期中共便希望利用這種自律精神，告誡當時的黨員，你們要繼續奮鬥，並不是因為黨都在看著你，隨時會處分你；相反，正如古代儒者行道一樣，這是基於對無產階級的同情、共產主義的嚮住而來的要求。在一個去中心化的情況，儒家的「慎獨」成為了中共首先看中的東西。
自我修養
隨着「慎獨」，劉少奇在〈修養〉一文，亦十分調自我修養的重要。這裡有趣的是，儒家的自我修養再一次被改造成一種共產主義式的修養。一如「慎獨」，劉少奇抽空了這個概念的「封建」內涵，只抽取其形式，再把共產主義的內容填進去。他對儒家的自我修養的改造，可以簡單分成兩面講：一方面他一如儒家般，強調了自我修養的必要。對儒家而言，沒有所謂天生聖人這回事，沒有所謂因信稱義這回事，要成為君子，唯一的途徑便是努力地自我修養。要成為君子，你只能「自強不息」，一步一腳印地鍛練自己；同理，劉少奇也說強調任何人要成為偉大的革命家，都必須經歷長期的鍛練。他說：「另一個封建思想家孟子也說過，在歷史上擔當大任起過作用的人物，都經過一個艱苦的鍛煉過程，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另一方面，自我修養不單是必須的，而且透過自我修養成聖是可能的。意思是，對儒家來說，要成為君子，不單只必須努力，而且只要你肯努力，你便能成為君子。孔子便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我想行仁，仁便會來到）。孟子甚至進一步發揮這個想法，強調「人皆可為堯舜」（「堯舜」是備受儒家推祟的聖王）。這個想法落在中共手中，竟又變成了「人皆可成為馬列」！劉少奇便寫道：「成為馬克思、列寧式的政治家，這是完全可能的……《孟子》上有這樣一句話：『人皆可以為堯舜』，我看這句話說得不錯。每個共產黨員，都應該腳踏實地，實事求是，努力鍛煉，認真修養，盡可能地逐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質，不應該望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創始人那樣偉大的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質，認為高不可攀，就自暴自棄，畏葸不前。如果這樣，那就會變成『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的『朽木』。」
超譯儒家？
經過這篇簡短介紹之後，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如何對儒家哲學又愛又恨。原來早在解放中國之前，他便曾經拿儒家思想為自己塗脂抺粉，而他看中的儒家竟是那個「為己之學」[3]的儒家，而不是今天「河蟹」的儒家。或許，大家都會覺得中共幾十年前與今天所用的技倆，是如此的相似：他一直都在「超譯」儒家，扭曲儒家思想去配合自己的政治需要。但這裡其實牽涉到更普遍的哲學哲題：甚麼是一個「正確」的詮釋？有所謂「正確」的詮譯存在嗎？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又可以站在怎麼樣的位置去批評中共這種技倆呢？這些都是詮釋學涉及到的問題，諸君請多留意荼毒室的其他文章，也許會有助大家思考這些後續的問題。
[1] http://cpc.people.com.cn/xuexi/BIG5/n1/2016/0518/c385477-28360701.html
[2] 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73583/73601/73623/5068947.html
[3] 所謂「為己之學」，即指人求學問，不為甚麼，只為自己品格的提升。
原文刊登於2017年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