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手保護農民家園、以藝術創作寄意、在獅子山高舉旗幟……不論是哪個時代和地方，只要有不平等、不公義的情況，就會有人為了自由和夢想發聲，捍衞自己心愛的土地。就像早前在大阪亞洲電影節獲得最優秀作品賞的電影《中英街1號》，導演趙崇基就透過兩個年代的社會運動，展現兩代香港人對社會問題的不同反應，探討時代與年輕人之間的關係。
「每一位導演，不論是拍甚麼類型的電影，都難免與社會拉上關係，縱使不是聚焦社會問題，甚至是一齣喜劇，當中亦總有來自社會的元素，有這個地方的血脈。」由《沙甸魚殺人事件》到《三個受傷的警察》，以至入圍柏林國際電影節論壇單元的《天有眼》，過去20多年，趙崇基的創作一直都富有社會意識，與香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描繪這個城市在不同時代的獨有面貌，他說：「我認為所謂本土電影，就是生於斯，長於斯，把自己對這個地方的感受投射到創作之中。其實過去一直有人邀請我到內地創作，而數年前的《我的男男男男朋友》就是一個北京愛情故事，但我認為沒有在當地生活的經驗，是無法準確捕捉該社會的狀況，因此對未試過在內地生活的我來說，始終很難明白當地人的愛情觀。相反，我在香港長大，了解這裏的生活，明白香港人對愛情的睇法，相對容易呈現社會原貌，而這亦驅使了我繼續留在香港創作。」
8年前，趙崇基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一位曾經歷67暴動的人，成為了拍攝《中英街1號》的起點。1967年8月，當年只有16歲的石中英，與同學印製傳單後，在帶回學校途中被警察搜到，最終被判入赤柱，做了一年YP仔（Young Prisoner），這段往事令他久久未能忘懷，因此希望可以把這段歷史拍成電影，讓更多人追尋當中的真相，但這個主意卻令趙崇基心生疑問，他說：「到底甚麼才是真相？站在不同立場，又會否有不同的真相？掌權者與人民，寫的歷史和看的真相，又是否一樣？」
面對自己的疑問，趙崇基與編劇謝傲霜花了幾年時間，接觸當年自願和非自願捲入事件的YP仔、警察、左派人士，與及對這段歷史有研究的文化人和學者，甚至走進了部分歷史現場，盡量還原當年的情況，最終創作了《中英街1號》這個以沙頭角中英邊界為背景的劇本。
趙崇基解釋：「《中英街1號》不是一部記錄片，而是一個關於香港的故事，我們把故事分成兩個部分，在記錄歷史之餘，亦創作了一段發生在2019年的故事，講述多位年輕人在面對社會不景和不公義時，如何表達自己的聲音，以及展現他們對土地的愛。雖然1967年發生的事，與近年的社會運動在本質上截然不同，但當中亦有似曾相識的地方，希望觀眾可以借古鑑今，反思以往的行為和想法，這樣歷史才沒有白過。」
電影中1967年的部分，導演特別設計了4個不同背景、立場和想法的角色，當中有受家人和老師影響，投身反英抗暴的振民、為了愛情，不知不覺間捲入了漩渦的麗華、屬於資產階級的子豪，以及偷渡來港，卻無法逃離政治的永權，透過4人的各種經歷和行動，從不同角度呈現當時年輕人的心理狀態。另外，由於製作成本有限，要重現60年代街景難度頗高，因此導演嘗試採用黑白攝影，減少「穿崩」場面，而最終這亦成了一種象徵意義，以不同層次的黑白，展現社會的極端狀態。
至於2019年的部分，故事和人物則參照了香港近年的真實事件，藉着多位年輕人捍衞農夫家園的經歷，展現在當今社會彌漫的無力感，他說：「創作以外，我近年開始在大學擔任講師，因此亦多了機會與年輕人接觸，發現他們對香港當下的情況，以至自己的將來均感到無力和絕望，認為做甚麼都無法改變現狀。學生以外，社會上大部分人其實都一樣，不同立場和處境都有一種無力感，因此這部電影亦充斥着這種社會氣氛。」
雖然電影的基調悲觀，但趙崇基卻希望展現一種積整的悲觀主義，他說：「即便如何失落，生活還是要過，最重要是能夠本着良知，積極地過往後的人生，因為你永遠都不會知道機會會在何時出現，正如電影中游學修飾演的一航，絕望過後亦有所『行動』，依照自己的良知和原則，在擅長的範疇和領域，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可以是創作音樂，也可以是拍攝短片，甚至是撰寫文章，每個行動都會造就更美好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