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中，時常拜訪李歐梵教授家。坐在他們家的客廳中，總是天南地北的聊起各種話題，蓋括了民國逸事、文學、現代性、香港等；有時候聽李師母講述以前她外婆與母親的故事；有時候我有感而發地告訴她：清末民初的廣州女子的一些教育情況。由於早期不認識字的姨婆與李師母所提及的外婆乃生長於同一時代背景的女性，她們都熱愛粵謳南音，在日常生活中時常隨著不同的心情而哼唱起不同曲目的粵劇，如帝女花、牡丹亭等。2023年12月收到師母的信息告知她的新書《婆婆媽媽的故事》已經出版，心中不禁感觸萬千。每次拜訪師母總看到她一直握持著黑色圓珠筆不停地書寫，而且她的字屬於那種特別圓潤端正，又顯得特別有勁；一行行字跡爬滿了線條上或爬出了格線外，看久了連眼睛也感受到作者內心澎湃的情感不斷傾巢而出。李歐梵教授看著師母的字總是寵溺地打趣師母字體顯得有點霸道，喜歡把字寫出格線外，而且一筆而過，一氣呵成，非常豪邁地不回頭看及作些修改。每次李教授說到這裡，總是不無自嘲地說：『這樣也好，你是具有「個人的主體性」，而不像其他的學者一份稿改了又改，總是改個無數次才敢見人。』
在收到師母的信息後，我迫不及待地去書店買了書；又狼吞虎嚥地迅速捧起書讀起來。這本書講述的是中國近代三代女性的故事，有聶華苓的《三輩子》、姜戎的《鴻》等書珠玉在前，這種家族三代女性的故事題材顯得並不新穎的，只是李子玉師母的「婆媽經」讀起來卻讓人想起了張愛玲在《金鎖記》中的一段話：「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溼暈，像朵雲軒信筏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淒涼。」
事實上，一些平民百姓的日常極少被記錄下來，那些被記錄下來的瑣碎故事也在大歷史的洪流中顯得微不足道。李師母卻侃侃而談，在《婆婆媽媽的故事》系統地講述了外婆的一生、記憶中的母親及自己的生命歷程。全書簡單明瞭分為三大章節，分別是我的外婆、我的媽媽和我的故事。從篇章內容所言，寫外婆及自己的部分較詳盡，但媽媽的故事相對較簡略，這是因為媽媽在師母的眼中是那樣地遙不可及卻又渴望觸摸的親情。在她所描述的媽媽是生動的、搖曳生姿地從記憶裡的光景款款而來，如若在王家衛導演鏡頭下的《花樣年華》中的蘇麗珍那樣光彩奪目，一雙明亮清澈的眼波中透出生活壓力下淡淡的哀愁，成為研究香港史早期女性身影的一道亮麗風景。李子玉師母在經過歲月的洗禮後，在歷經疫情無常後的一種覺悟與反省；這種覺悟讓她放下以往對母女感情求而不得的情緒而得以釋懷往日母女間的疏離。正如她在文中所言:「你生在一個「青黃不接」的過渡時代，舊的傳統價值──例如女子要「三從四德」逐漸式微了，代之而起的是個自由的選擇，但又如何選擇自己的命運呢?」說起記憶中翩翩起舞的母親形象，在當時的廣州與香港屬潮流時尚的社交活動。在民國時期廣州政府並不禁跳舞，普遍認為是一種社交禮儀；這些情節在民國廣州政府要員李樸方的《我不識字的母親》回憶三、四十年代的廣州生活一書中逐一印證交際舞大行其道，一家人周末時常邁進舞廳習舞的情景，並引馬君武先生在「九一八事件」抨擊張學良詩云：「瀋陽已失君休問，且抱阿嬌舞幾回?」詩中嘲諷跳舞交際風氣盛行而忘國恥的情況。同樣地，舊時的香港社會不乏有這樣的女性身影周旋於白人、混血兒華人（或稱歐亞裔華人）階層之間，這聯繫到香港自開埠始蔚然成風的「涉外婚婦」（Kept Mistress of Foreigners）、受保護婦女（Protected Women）、紅顏知己、「情人」、「外室」等傳統婚姻制度以外的男女關係。五六十年代政府還規定舞廳或交際花可領牌照，也算是正規的職業。參照張愛玲的〈第一爐香〉中葛薇龍及其姑母梁太太的描述可知交際花的形象及其生活狀態，雖被守舊的家人嫌棄卻又艷羨其能爬上社會頂層階梯，這樣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應該普遍存在並得到社會一定程度的認同。妻妾成群的歐亞裔華人沿襲清代婚姻習俗及律例並遲至1971年始在香港廢除，故若以現在的道德標準對當時活躍於交際場合的女性進行批判未免顯得淺薄，更是對歷史缺了點「溫情與敬意」。
此外，在李子玉師母筆下的外婆，是一位目不識丁卻知書識禮的古代仕女形象，恪守「三從四德」的傳統觀念。一般而言，目不識丁指的是市井婦人、低下階層的農婦、婢女等，可她外婆張麗華出身於官宦之家，父親任職於廣州知府管事或幕僚，女兒卻是一位不識字的女子。這種的敘述，在隔著歷史的鴻溝中讓人一時無法想像過去的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會中所遭受的種種桎梏與局限，可見「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對中國女性影響深遠。回溯1907年前後的廣州與天津地區的女性生活，可參考風摩一時《漢家女》一書中寧老太──一位不識字的老太太憑著超凡的記憶向女傳教士敘述近代史中山東地區的所見所聞，包括北洋軍閥吳佩孚的舊聞、第一次中日戰爭及官紳家庭妻妾生活等，其一生的經歷與近百年中國的歷史變遷可互文佐證；而張老太敘述了清末民初時期的廣州官紳家庭女性故事及其生活經歷，這一點在李樸方在〈我不識字的母親〉一文中對母親的生活經歷也有相同的記述。1915年廣州官立女師畢業生黃佩珍向《婦女雜誌》投了一篇〈我之求學生活〉指出當時養在深閨的女子，平常日子女子多深耕於女红、持家等；識字與否，則鮮有機會。後她授教於家中就讀廣雅書院的哥哥才略識字而報考女校。她又指出當時保守官宦家庭除深受「女子無才便是德」觀念的影響，還認為女子因懂得西學而妄議自由平等之談，而加以阻止女子就學，故稱為「女學之黑暗時代」。因此，不識字的女子在當時應屬常見的社會現象，尤其是張氏外婆生於轉型年代，即生於1907年的清末天津，長於民國的廣州，女學待興、社會革新待變；再加上年幼失恃少了啟蒙識字的機會，因此在傳統男尊女卑觀念使然，張氏外婆雖目不識丁卻善於遵從傳統女德。
談起外婆的二三事，師母又像一匹脫韁的馬，文情一發不可收拾，一段段舊年往事娓娓為之道來，毫不矯飾。如文中敘述了外婆關於纏足及束胸的記憶，這樣私密的話題在李師母的筆下毫無禁忌地談論。這段以束胸掩飾女性特徵的習俗淹沒在歷史的長河而不為人知。民國初年在各種雜誌上均頻頻出現關於天乳自然美或西方裸體女性圖的言論，紛紛有學者在強國保種的民族主義的主張下提倡廢除女性束胸之社會陋習。1927年，廣州省政府率先於全國推出《禁止婦女束胸的提案》，並令全省女性三個月內禁止束胸。伴隨著省政府通令，全國開始進行風俗改革，強調女性天乳曲線美乃是一項就救己救人種族必要的工作。於是廢除女子束胸之風氣緊扣近代中國在現代化文明進程成為一項重要的表述。李師母重提起外婆小時候經歷纏足及束胸的往事則見證這段煙消雲散的歷史──清末民初時，康有為、梁啟超沸沸揚揚在南海成立「不纏足會」，隨即席捲全國並引起廣泛的討論及一系列社會改革運動，並提倡女子須養成健康體骼的「國民之母」。廢纏足運動及天乳運動乃在西方文化影響下近代中國婦女進行國族現代化的象徵，也代表了女性由封閉的閨房走向個性自主的公共場域的歷程。
在回憶與母親、外婆及她自己的關係時，烙印在李師母童年記憶中的「重男輕女」的執拗與認命如一頂緊箍咒般代代相傳，雖然明白這些陋習或偏見是不公平的，卻認命般地向下一代傳遞，最後因這些扭曲的傷痕積壓在心底多年終不得釋懷而鬱鬱寡歡。這與加州行醫多年的嚴君玲女士在她六十多歲時毅然放下醫生職業執筆書寫《落葉歸根》及《灰姑娘》兩書所抒發的情懷相同。在書中，她憶起自己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童年生活及家庭中人際關係，又像李師母一樣，嚴君玲女士通過文字把一生中想說的話及心裡的氣都宣泄出來後，尤其是對繼母在她童年時不公平的待遇及缺乏母愛的遺憾以文字細細書寫陳述，從此找回快樂元素，治好了失眠症，對已過去的苦不再執著，並感恩身邊所愛的人依然不離不棄陪伴左右。在幾次拜訪李師母期間，先後拜讀了《過平常日子》（與李歐梵教授合著）、《人間常有細味：關於食物的往事追憶》、《心靈的風景：畫筆帶我走出抑鬱》、《女人，你的名字是強者》等書。其中李子玉師母的《女人，你的名字是強者》一書中紀錄了她生命中所遇見的女性朋友故事，通過她者的生命故事，看到自己內心的柔軟與堅強。她筆下的女性故事，又像紅樓夢的金陵十二釵命運各有不同，讓人心痛，也讓人歡喜。此書紀錄了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女性，卻用上了張恨水的鴛鴦蝴蝶派章回小說形式編排，目錄不得不說別樹一格，其用心之處可見一斑。李師母談起生命中的女性朋友，其語氣像極賈寶玉般那樣總是帶著憐香惜玉的神情，時而為生活受盡苦難的女性而悲鳴，時而為堅強勇敢的女性而喝采，也暗自為自己加注生活的力量。顯而易見，李子玉師母通過文字療癒心中的遺憾，也通過文字記錄她生命的故事。正如作者在文中說：「外婆生逢亂世，媽媽媽命途多舛，她們逆來順受，不像我可以有選擇的機會。我這一代算是幸運多了，我又夫復何求呢?」李歐梵教授在序言說：「此書出自肺腑、充滿感情，幾乎是一句一淚，是一本感情自傳，甚至有點自省味道。套用唱粵曲吳君麗的典型唱詞：「哎呀呀，為甚麼要受苦難……說不完的婆婆媽媽……」李子玉師母在一遍又一遍重述原生家庭的過去往事既療愈自己受傷的內在情緒，既在提起的同時，也放下了過往的執著，這何曾不是一種療癒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女性朋友、以至師母自己在歷史的塵埃中不斷尋找自我，問求著自由、愛情和幸福，窺見不同時代的女性在歷史激流中碰碰撞撞地追尋主體。
筆觸至此，我不期然想起莊子有關於鯤鵬的故事，鯤鵬各有位格，鯤就是鯤，鵬就是鵬，就像女子的「三從四德」、「女子無才便是德」那樣，沒有女性主體的自由和自主。要實現自由而成就逍遙的境界，莊子顯現了由鯤變化為鵬，翱翔於天際的開闊與開朗。師母則以外婆在傳統觀念下泯除自我為啟端，到了其母親在現實中痛苦的掙扎，最後終於師母自身對自我和自由的雙重探索。這裡充滿了苦難和歡笑的交織，此中隱藏著自我主體性的顯現過程，當自我越為明顯，自身所面對的痛苦亦越為激烈，這是女性在近代歴史中不可言狀的悲痛，就如在個人、家庭、社會和國家的漩渦中不斷糾結和傾軋，如何在此漩渦中脫身而出？師母並沒有言明。
女性在面對自身對自由的追求和不自由的社會、時代時，難說是苦樂參半，甚或是苦多於樂。有時候在客廳裡聊天時，我的眼睛總是習慣性瞄了瞄櫃子上的觀音佛像，也想起了一行禪師對著信徒說：「與自己和解，並療愈內在受傷的小孩。」有時候我們互相分享在疫情下抄寫佛經的經驗，她抄寫了白先勇先生送給她的《心經》，我抄了《藥師經》；我叫她師母，她叫我妹妹；我談了女兒，母親的角色，她談了母親外婆；李教授在我們談得興高才烈時總是加上一句：「老婆，你要有自己的主體性，你是你自己」。在大學時修讀女性主義理論，那些堂皇的道理當回到家庭角色卻紙上談兵，我們的靈魂在女性主義的教育下被帶到尖端，身體卻依然困於傳統的枷鎖中。李教授是我在生活實踐中，第一個真確而親眼看到一位男性學者如何有意識地實踐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的「娜拉」（Nora Helmer）在家庭婚姻中的主體性。看著客廳牆上掛著一幅余英時先生送給李教授及李子玉師母的結婚賀詩：「歐風美雨幾經年，一笑拈花出梵天。爛縵餘情人似玉，晶瑩宵景月初圓，香江歇浦雙城戀，詩谷康橋兩地緣，法喜維摩今證果，竚看筆底起雲煙。」。想起「爛縵」的李教授遇上心思細膩情感敏銳的師母，歷經半生轉折終在1997年的香港—在張愛玲筆下那座傾頹之際的城市重遇了，成就半生緣分而修得正果。民國時期有同樣感想的徐志摩在《愛眉小札》中說：「我將於茫茫人海中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失之，我命」。香港主權的回歸代表著舊有城市文化的終結，在新時代來臨之際，造就了一個愛情的神話。從此，李教授與師母如神仙般眷侶在這座城市相互扶持過著平常日子，如《浮生六記》的沈復與芸娘般寫下了《過平常日子》一書，風韻麗人的玉瑩師母(瑩娘)成了李教授眼中的「芸娘」──如國學大師林語堂口中的「是中國文學史及中國歷史上最可愛的女人」，也是多少文人雅士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我們這一代人曾迷戀那清末民初爛縵抒情一代人的羅曼史，也曾奉行之為愛情的典範。如今，有幸在李教授與師母倆人的愛情神話中看到了愛情的爛縵，夫復何求?李教授曾經如此敍述自己的「浪漫主義」：「在茫茫人海中，尋求我一生中的感情伴侶，找得到，是我的幸福；找不到，是我的命運。」在與憂鬱症交纏之際, 李教授帶著師母求診於沈祖堯教授，當時的情境是這樣：「但是頑固的我，硬是不信他的話，沈校長看到我身邊歐梵焦慮的樣子，寫了一句名言給我們：「愛情是最好的靈藥！」這句話不見得是幽默，而是真心話。」在面對病魔之時，師母這樣細道自己的心情：「老公！只要我們努力攜手奮鬥下去，不愁打不死這惡魔，老公！你相信我可以，就會可以的。這麼多年以來你對我的支持和愛護，我實在銘記於心，我能不盡力抗敵嗎？這樣才不會辜負你對我的一片愛護之心。」在新時代徐徐降臨之際，歷史傾頹於不穩難安之中，即使浪漫不在，然而兩顆「爛縵」的靈魂仍然縋綣相隨，結伴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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