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給十九歲的我》上映後掀起風波，背後其實留下諸多重要思考，當中以紀錄片拍攝倫理為主，而紀錄片的議題未見有更多後續討論。有見電影評論學會回顧書《香港電影 2022》收錄此討論會紀錄，故此轉載不求爭議，僅望引起有長遠文藝價值的討論，社會與文化界能以更多元開放理性的方式討論，令香港紀錄片有更健康的發展。）
日期：2023年6月5日
主持：譚以諾（諾）、陳志華（華）
出席（排序按姓名筆畫）：張虹（虹）、陳巧真（真）、應亮（亮）、李偉盛（盛）、陳浩倫（倫）、尹景輝（輝）、陳梓桓（桓）、黃肇邦（邦）、蔡倩怡（怡）、盧燕珊（珊）
記錄及整理：黃珍盈、劉坤濤
倫：有些情況是被拍攝者願意給你拍，但不願意簽同意書。我剛剛在愛丁堡拍完一部紀錄片，拍一位九十多歲的伯伯，他關注房屋問題。影片內容關於國際學生來到這座城市，大學便動用很多土地建造學生宿舍。許多國際大城市都是這樣，卻導致本地人跟外地人在資源分配上的衝突、公共資源的爭拗。我想很常見吧。但這位伯伯會告訴我，「你可以拍，但我不會簽（同意書）」。原因是他過往簽過一些招致麻煩的東西。
由於影片是大學的畢業作品，我要呈交相關文件，於是跟學校提出，如果校方只有單一方法處理（授權）的話，應要重新檢視。學校的立場是，你要提供證明（被拍攝者的意願）。我給伯伯發了一堆法律文件讓他簽，他以電郵回覆不想簽，因為看到那些文件已頭昏腦脹，令他害怕。我也知道他在怕甚麼。紀錄片拍攝對象如果是普通人，你突然給他一堆拍攝用的法律文件，很多時是保障拍攝者，而不是保障被拍攝者。他跟一些街坊說過，街坊也叫他千萬不要簽，雖然導演是好人，頗投契，但文件就不要簽了。
最後怎解決呢？ 我讀三個學期， 第二個學期要交些製作文件（production file），包括地方申請表格（location form）、同意書（consent form）、版權書（copyright form）等。我就想了幾條問題，像拍網台節目那樣，跟伯伯坐在一起，拍了一段十多分鐘的影片。我問：「伯伯，我們現在是不是像狗仔隊（paparazzi）那樣拍你？」他答：「不是，是我讓他拍的，我很信他。」我又問：「伯伯，我有沒有擅自進入（trespass）你的私人物業？當中包括你的客廳和花園。」他又答：「沒有，是我讓他進來的。」他可以接受口述授權， 或者你坐在他身邊，不只拍他一人，他更安心。就好像聊天一樣錄下來。然後我把這段影片交給學校，他們說可以接受。我在報告上寫，要處理紀錄片倫理問題，其實有許多其他方法，應重新檢視現有政策，學校也同意。
所以做法真是五花八門。當事人不願意簽，會否其實願意讓你拍？就算他說了肯拍，他明天又可否改口說不肯？人總是有很多心情和情境上的轉變。可以簽完突然借了人錢，變得不可曝光。不是說簽好（同意書）就萬事妥當——簽好就萬事妥當，是保障電影工作者，不是保障當事人。如果他看到文件已感到壓力，那麼我們是否在一個文化上、教育上平等的關係之下，令對方知悉所有事項？如果他不清楚，我便提供法律意見，向他解釋。問題是，他有沒有足夠空間去知道這些權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時都會關注自己的權益，為甚麼在拍攝上好像忘記了？回想類似租樓、買樓、買保險的情景， 我們應否將心比己呢。
桓：因為用觀察式拍法，往往不知道最後會用多少（片段）。所以這也是個方便的方法。因為你很難觀察式地拍幾十個人的時候，在大學也好、圖書館也好， 你每每拍到他都要跟他講合約。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合理並且令人舒服的做法。一開始你舉着攝影機已是很突兀的事情，還要拿出合同來讓他們簽的話——如何用一個舒服的方法開始也是我們的考慮，頭開得不好是很麻煩的事，會影響他怎麼看你，以及你怎樣和他建立互信關係。
倫：放映紀錄片的時候，會發現觀眾的意識都很高，這個世界很透明，他們會問，為甚麼被拍攝對象會讓你拍？還拍得這麼自然？現在拍完了，你跟他的關係怎樣？很多人都很關心，除了片中的故事，在真實世界裏，你作為導演，是在如何述說一個你跟被拍攝對象之間的故事。例他們可能會覺得，（拍攝者）是伴我成長，也有關心我的，而且亦有拍攝的難處。這樣一來，最後如果沒法放映，反而是受訪者會問，「會不會浪費了？」一種情況是，作品公映時，拍攝者能夠和被拍攝者一起面對公眾，因着共同歷程，回應大家的問題；另一種情況是，被拍攝者對大量的問題感到不適，甚至有被「賣豬仔」的感覺，我的人生突然被質問， 我又不是明星——這也是正常的。所以問題是，導演在和他們講一個怎樣的故事？
虹：信任是可以變的。關係也可以變。尤其是時間這麼久。我們也看過很多紀錄片，起初（兩者關係）很好，後來因為各種原因，（被拍攝者）會開始不喜歡， 甚至有導演被控告的情況。所以每個個案都不一樣。
華：我們看報道留意到一個個案。有一部法國紀錄片《山村猶有讀書聲》（Être et avoir，2002），導演Nicolas Philibert 這部作品也是拍學校，拍的是一位老師， 帶着一班學生。那位老師一直（對於被拍攝）沒有問題，到後來影片作大規模放映，受到廣泛關注，他突然變了公眾人物，一些學習上有困難的學生， 也令全世界知道了。結果老師入稟控告電影公司，意思是，我和學生當初讓你拍的時候沒有預料是這樣的規模。《十九歲》可能也有類似的情況，阿聆最初讓團隊拍攝，應該沒料想過是大規模放映，現在她突然變了公眾人物， 可能生活很受影響，作品完成後她和導演之間的溝通亦似乎很不足夠。
邦：我想最後也看導演的動機。如果本來從心意出發，小規模地拍，但最後變成大規模影響到被拍攝者，違反了動機，那就要慎重處理。有些人是覺得作品意義很大，就算背上插滿了箭也是要放映，要喚醒一些人，那拍攝者要自己承擔那個責任，就是另一件事了。
怡：我在風波發生前已很不喜歡《十九歲》，我很認同（黃肇邦）所說動機的問題， 另一樣就是拍攝對象，紀錄片很講拍攝者和被拍攝者的關係，我看《十九歲》的時候都會覺得她（張婉婷）是由上而下去觀看和理解那班女生，那種凝視讓我很不舒適。
華：例如她怎樣稱呼這班女生，她voice-over 的口吻，以及她發問的方式，其實也能清楚看到是有代溝的。
虹：但張婉婷沒有理由「扮後生」來和女生們交流，要不然也會被人罵。
怡：她無法坦然地呈現到那種差異（difference）。有些紀錄片不是要跟被拍攝者「同在」，反而是要呈現不同（difference）和張力（tension），這種我覺得絕對沒有問題。但張又不是在呈現tension，好似是嘗試與對方親近但又無法親近，那種尷尬（awkwardness）令我看得很不舒服。
倫：影片開頭第一段voice-over 是類似說，這十年間，香港的年輕人經歷了很多， 面對了很多挑戰，很多以往香港人很常見的生活經驗，當中的意義已完全變了。例如影片中有人要移民，例如現在有人會問你做律師或醫生或警察是為了甚麼，讀大學讀甚麼科目、選哪一間，這些是香港日常會問的問題。但voice-over 說了，這十年以來，大家面對很多挑戰，這些挑戰對於導演來說， 第一就是伴隨着這些年輕人面對，但導演自己又有沒有思考呢？她有沒有這些挑戰呢？她能否感受到年輕人的挑戰或掙扎？第二，當年輕人面對挑戰或掙扎的時候，她能否呈現到？也不一定要說有多真實——但她的位置是甚麼？ 是同行？是很好奇？不停發問？或是自己本來不是很關心，但對方令自己有很多新的反省，重新審視這個社會？這樣可能會持平一點，或令觀眾感受到導演都有思考，能捉摸到社會脈絡；是不是年輕人也好，甚麼年紀的人都會想這些問題。
諾：我們當初向各位發邀請的時候也不是想只針對《十九歲》去討論，而是它引申出來，拍攝與被拍攝者之間的倫理及權力關係，以及同意與授權的問題， 正如剛才所說的，我們不要將同意書看得那麼狹隘，各種同意授權的方法怎樣運作，及至後來去到公映——小規模社區放映、獨立放映、商業放映，後者引申的是金錢關係，將會有幾百萬，甚至是過千萬的收入，那麼它可以變成另一個社會事件，已經是超越（out of）了整部影片。可再進一步思考的， 是資金來源。這次是由英華女學校支付。
另外，（《十九歲》）當中性別的問題還尚待探討。我讀英華男校，也有朋友讀英華女學校，明白男校女校是很不一樣的世界，很不一樣的成長方式。這些身位都是討論這部影片時會留意的。
今天的討論是不公平的，張婉婷與郭偉倫都不在，但我們就不斷講自己的看法，他們又不能回應。所以我想在這討論中討論這部影片的公共意義不是最大，最大是透過這部影片去討論紀錄片在當下，可以引申出的各種問題，而你們作為參與其中的人，作為拍攝者，怎樣面對這件事？甚至有人提到， 《十九歲》之後，在香港很難拍紀錄片了，因為信任停了。我不是電影工作者， 對這一點不清楚，所以邀請大家來討論。
邦：我剛才所說動機的重要性，意思是指處理影片後續事件的方式，而不是指拍攝的方式。我自己比較開放（open-minded），有些導演的風格是由上而下， 我覺得沒有所謂，這不是動機，而是導演本人的性格、風格是這樣。我指的動機是指事件如果發酵到這麼大規模，變成對受訪者的傷害，到底是否繼續， 就視乎拍攝者的動機，由他自己來決定。
怡：我明白肇邦所說的分別。但我也就着這一點多講一些。例如你們準備的討論問題有提及原一男，你也可以說他是違反了很多倫理的底線，但他的動機是要挑戰權力架構（power structure），但之前有人撰文將《十九歲》事件與原一男相提並論，我頗不認同，基於動機不一樣。
諾：所以一開始才會想把討論的重點放在製作上。經驗才是寶貴的。
倫：拍紀錄片的人或教育工作者的敏感度可能要更高，因為影片中包括的很多很日常的生活話題，現在都變得很具創傷性（traumatic）。這兩、三年，在機場和離開的朋友揮手這些畫面變得很常見，但很創傷，每次一拿出來講就哭了。所以當你想觸碰這些話題，卻沒有一定敏感度的時候，對方很可能就會「起弶」，或先罵你。
真：我很認同要保持敏感度這點。因着社會氣氛和政治環境的變化，拍片的意圖、方式、作品和傳播等等，跟被拍者的情感、安全有沒有衝突、或你的意志有沒有凌駕了對方，是要保持自覺和敏感的，當然不是容易做到。我也試過冒犯到別人，但在後期其實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冷靜，有足夠時間去檢視，所以很難有藉口，而敏感度不只是對人和社會的發展，包括影像的組成會產生甚麼效果和對此的認知差異等。既然對方給予你信任、情感及私隱，導演就有這個責任。
面對公眾，被拍攝對象可能由一開始的認同到後來的不認同，都是常有的， 尤其是拍十年這麼久的，隨着社會分分秒秒變化，需要不斷調整自己，甚至你有時是，因着某種責任，有些法律或政治上的觀點，是要捨棄的。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人對自己的一個所謂道德準則，但如果要為紀錄片建立所謂的共識或是規則，我自已是頗反對的。因為紀錄片同時又是一個很開放的媒介，有時它的探索和批判，是會在道德上帶有挑釁和刺激的。人性的複雜，就是紀錄片好看的原因吧。
不過也很老實的說，影像背後很多事情觀眾都沒有辦法知道，創作者只能過到自己的良知，當你的問題被揭發時，就要承受。創作與倫理之間，導演的態度——怎樣去面對問題，有沒有反省、認同，或是做些甚麼去補救，都是很重要的。當然好像很難，但你選了拍紀錄片，就要承受，沒有人逼你拍。你不能把責任放在被拍者身上，說「當初是他肯給我拍的」、發行商又怎樣怎樣——我覺得不是這樣，創作者要負最大的責任。
邦：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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