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來襲蒙上眼睛
2003年4月，執業律師林志釉突然發燒、咳嗽。他入住聯合醫院接受治療兩天，依然高燒不退，肺部更照出有點花。「當時想過自己是否感染到？有點顧慮，但不是『驚到死』。」
在觀察病房第二天夜晚令他記憶猶新。十多人一間病房內，總是聽到斷斷續續的咳嗽聲，還有隱隱約約的抽泣聲，他愈發感到不安。
「姑娘，這病房是不是……」這精簡的疑問得來護士更精簡地回答──戴着口罩的護士只是望着他，點了點頭。當知道自己置身在沙士病房，他下意識地拉下頭罩將眼睛也遮住，並且閉上眼睛。「不知道眼睛會不會受到感染，能保護一處算一處吧。」
黑暗中他一夜未眠。「當時人人談論沙士，自己竟然置身在疫情中心，與一眾病人被隔離着。有種孤軍作戰的感覺。」
當時害怕什麼？「首先是很害怕自己已經感染，即使沒有，在這裏也可能被傳染，憂慮家人有沒有被傳染呢？」
後來醫生告訴他「中招」了，建議接受進一步治療。「這時反而有了心理準備，已經平靜接受了。」他舒了一口氣。隨後，他被轉送到伊利沙伯醫院接受三周沙士療程。每日接受類固醇療程，要口服藥丸，又都要吊藥水，一枝枝冷凍的液劑注入體內，「像開水喉一樣。」
住院的日子，冗長卻平靜。
他用相機記錄了窗內外的日與夜：屯門醫院護士長劉永佳抗疫中殉職了，窗外旗桿下了半旗。病友的手注射到腫了，很難找到血管，痛起來呼天搶地。當不得探訪時，親友在病房樓下打電話探病，掛出打氣的橫幅，遙遙相望。在隔離病房內，他感到時間停頓了，一切都定格似的。他知道外面還在沸騰，好像整個漩渦正劇烈飛速地旋轉着，而他就在整個漩渦的核心滯留了。
沙士互助會會長林志釉，曾被誤診為沙士病患者。
因被歧視而丟飯碗
出院那天，他走路變慢了，世界節奏慢下來了。「幸好沒有骨枯等後遺症。」出院初期感到身體孱弱了很多，常常乏力、氣喘。他在大學兼職教書時，講課突然感到無力氣說話，需要停頓喘口氣才發出聲來。
最近，他頻頻上電視、報紙接受訪問，一次次談及自己的經歷，林志釉坦言：「如果可以隱藏沙士康復者這個身份，我寧願不再提及，這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我也不確定人家知道了之後會如何看我。」
對疾病不害怕，但沙士患者的身份，卻給他帶來巨大的困惑。
五月中，病假結束後復工當日，他收到公司的解僱信，指他工作表現不佳。當時他不經意地與會計部經理開玩笑：「我的病假還沒放完呢。」對方緊張地說：「你說真的？不是放完了嗎？」「原來他們正等我的病假放完立即炒我！」
十年過去了，回想起當初收到解僱信的那一刻，好像觸及一個深藏的傷口，他低頭看着桌面的一疊疊文檔，陷入沉思。
這是他拿到律師資格的第一份工作。
二十年前，他在船務公司上班時，臨近公司的女士慌張來拍門，呼喊：「有色狼！」他奪門而出，奮力直追。一路追到六樓，逮住了色狼，六呎高的色狼二話不說一拳打爆了他的眼鏡！玻璃碎片飛濺入眼睛，他捂住流血的眼睛繼續追到樓下！追了半條街，途人截住了肇事者。事後，他的眼眶縫了好幾針，色狼卻打贏了官司。
「法律不是要維護公義嗎？我當時覺得很失望。」後來他決定去學法律。從立志學法律到真正當上律師，心願整整十年才實現。他曾辭去原有的安穩工作，孤注一擲到英國求學。披上律師袍那一刻，難忘父母欣慰的表情，「這是我報答父母的一份禮物。」他終於可以做一個讓父母驕傲的兒子。
沒想到，死裏逃生最需要別人扶的時候，卻被老闆推出了大海，沒有救生圈，要靠自己奮力掙扎游上岸。轉變來得太突然，他憂心忡忡，「感到很無力，變差的身體能否恢復？此時丟了工作，經濟面臨大困難，要養家、供樓、找工作怎麼辦？那時要靠沙士基金來周轉，我感到頗為慚愧。」
一年後他漸漸恢復了體力，2007年開了自己的律師樓，生活才慢慢回到正軌。
十年前在接受沙士治療時的林志釉，接受現實，坦然面對。（圖片為受訪者提供）
沒有被沙士嚇倒
在一次複診中，醫生告訴他，血液中找不到有沙士抗體，換言之，他沒有感染沙士病毒！「那一刻腦海一片空白……感覺很複雜……我沒有生氣。如果當時我有病，醫生卻當我沒有，可能我會將病毒帶回家了。我理解醫生的做法，寧枉毋縱。發生了，也只得接受。」
沙士的經歷讓林志釉更關注病人權益。2008年，他被選為沙士互助會會長，透過舉辦攝影、旅行、教育講座等康樂活動，為會員提供一個互相扶持的平台，他又在病人互助組織聯盟免費服務，「香港的病人組織通常都是弱勢中的弱勢，醫療資源杯水車薪，大家面臨的困境不僅疾病，還有貧窮。」
林志釉沒有被沙士嚇到，原來他曾直面過更大的恐懼。
年幼時家境貧窮，六兄弟姊妹的大家庭，不夠要睡地板。讀書成績不好，一路勤工儉學，輾轉讀夜校。剛工作幾年就面臨有生以來最大恐懼──廿五歲那年，他的右肩長了腫瘤，「慘過沙士太多了！醫生說要鋸掉一隻手……」盛夏的醫院無冷氣，躺在病牀上一片茫然，根本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醒來會不會只剩下一隻手？」恐懼到說不出話來。
當年不得探病時，親友在病房樓下打電話上來探病打氣，遙遙相望，關愛在心頭湧動。（林志釉攝）
直面人生
後來參與診斷的醫生周一嶽告訴他，不必整隻手鋸掉，並給他分析了手臂的情況、手術的計劃等等。那番話安撫了他，有種塵埃落定的感覺。
十多個小時的手術後，他醒來了，知道右手臂已被鋸掉幾吋長的肌肉，嵌入鋼釘和塑膠，「反而不害怕了，因為已經發生了！」當時整個人被綁在牀上不得動彈，止痛藥一過，疼痛與時間膠着在一起被無限拉長，躺在病牀的一個星期，時間彷彿凝固了。
此後，右手無法舉高，無法用力，再也不能打球，要學習讓左手挑重擔，他輕描淡寫，似乎不難適應。
對他來說，人生中最驚慌失措的時刻就是2005年父親急病突然入院的那一刻。「比自己當時去沙士病房還恐懼。自
己得病時心中有一個信念，一定可以捱過來，撐得住。」他說，無法預計的事情往往最令人恐懼。「不知道父親會怎麼樣，當時什麼都做不到，無計可施，無法控制……」說到此處，他哽咽了。
「人生到底要面對多少恐懼？這也是未知之數，如果來到眼前，只好面對，並且接受。」他低下頭，聲音變得低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