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列明：社工的首要使命為協助有需要的人士及致力處理社會問題。奈何在醫院工作的醫務社工深深覺得，他們的首要工作是「踢人出院」。「好多人會說要病人出院去私人安老院，其實是推他去死。我某程度上同意，因為實在見過太多個案，病情突然轉差，綜援未申請到就已經離世。」醫務社工逸明（化名）幽幽地說自己就是劊子手。談到死亡，沉重而無力，逸明背後的玻璃窗戶因溫差而佈滿水氣，在炎夏裏，醫院餐廳冷風瑟瑟。
日日負責踢人出院
逸明對未來看得悲觀，說了多遍：「千祈唔好咁長命。」他與女友將快結婚，原計劃生小朋友，但他現在有點猶豫，「其實條數好易計，日後和另一半結婚，雙方父母都健在的話，一份糧其實是要養三四個人，甚至更多人，小朋友一出世就要承受着如此巨大的壓力」。他甚至內疚地說：「我不知道生仔有無『屎忽』。」難以想像做社工明明為了幫人，但做醫務社工卻日日負責踢人出院，經常逼病人走上不歸路，「是整個醫療團隊的共業」。
說起一天的工作，逸明苦笑說前一天只是加班了三小時，不算多了，全日共處理七宗個案，全部都是應醫生要求處理離院計劃。他說香港人有一個迷思是要完全康復才出院，但現况是醫院其實只要治好症狀就「唔該你走」，因為很多人正輪候牀位。逸明分別在急症、復康、寧養醫院工作過一段時間，他指出急症醫院病人大概三至五天就會被要求出院；復康醫院約一至兩星期，即使是寧養醫院亦平均只能住十四天。「醫院收費是便宜的，急症醫院一晚只收百多元，復康醫院才收一百元。所以偶爾會出現『院霸』，病人賴死不願走，因為醫院收費又便宜，又有人跟進病情，還有膳食。」
老年病人只有一條路
上周一（26日）午飯時間，逸明和一個七十六歲獨居老伯討論出院安排，伯伯因中風導致左邊身體動彈不能，但醫院要他九月五日出院。逸明了解到伯伯家中儲存了大量垃圾，加上他現時行動不便，因此鼓勵他入住私人院舍，但伯伯堅持說想要自由，想回去公屋居住。逸明勸他考慮入住暫託院舍，亦明白綜援只有兩個月寬限期，即社署只允許同時繳交院舍和公屋兩邊租金兩個月，但如果伯伯繼續住在院舍，公屋就會被收回。「其實在香港，說白點老年病人只有一條路，就是去住私人院舍，但人人都知道私人院舍質素參差，如之前劍橋事件等，根本無其他選擇。病人會問有沒有較好的政府院舍，我說有，但要等四、五年。」
病人的選擇 病人的聲音
當日原定五時半下班，但由於不少病人家屬下班後才能趕至醫院，因此逸明又待到晚上八時。病人是一個患有晚期胃癌的叔叔，因為癌細胞擴散，因此耳鼻喉都要插喉，經常出現塞住的情况。醫院欲安排他本周出院，但其兒子不肯，說社區沒有足夠支援，加上爸爸每次鼻喉被塞的經歷都很差，要再去急症室等上兩個多小時。任醫務社工五年，逸明說最震撼畫面是原先想安排一名患有末期癌症的老太太出院，「豈料老太太的丈夫忽然跪下來，問我可不可以幫他求醫生，不要安排太太出院」。最後，老太太在出院前，病情急轉直下，不久在病房離世。「一個老人家好哋哋要跪求我，反映出制度有好多問題，好多時一個老人要照顧一個更老的人、出院後社區沒有支援、醫院只追求病牀流轉數字……香港明明坐擁千億財政盈餘，好悲哀，受苦的是病人和小市民。其實，見到這些老人家，他朝就是我們的光景。」
究竟怎樣的社區支援才算足夠？逸明說政府設立了安老事務委員會，早前亦推出過試驗性質的八星期離院支援計劃，由醫管局撥款，非牟利團體提供服務，例如長者跌斷腳，可安排上門送飯和家居復康服務。奈何理想和現實有好大距離，送飯服務的輪候時間至少八個月。
政府懶理服務中間缺口
逸明慨嘆政府總以為加錢後，服務會自動變出來，但實情是非牟利團體中標後，反從現有的社區支援計劃中抽調人手，此消彼長下最終受罪的是長者。「為什麼政府不仔細想想服務中間的缺口要幾耐？政府應先預測服務需求趨勢，再決定所需人手和撥款，但政府現在連現况都沒有掌握。」他直斥政府部門各自為政，社署只負責安排宿位，醫管局只在乎院內服務，懶理服務中間缺口。曾在英國修讀老年公共衛生研究的逸明認為，政府應立刻設立一個獨立決策局促成醫社合作，才可建立生態解決老人醫療問題。
每日充當談判專家，周旋病人與醫護之間，是否已經變得冷感？逸明搖頭，「我都是人。例如今天獨居伯伯堅持用自己的方式，我都傾到好忟，我有時都會不自覺代入了醫院、醫生和霸權的角度。但其實老人家所說的所有東西都好合理，為何我想要自由、想照顧自己，為何沒有人可以上門幫手？既然政府都不讓我選擇，為何不容許我安樂死？其實老人家每個期望都好合理，但政府不recognise（認可）他們的聲音。」逸明認為社區支援最重要的精神是給予老人家選擇的權利，讓他們有尊嚴地生活。
與逸明訪問過後，推開醫院玻璃門，雨剛好停了，在山峰眺望萬里，藍天澄明。憶起這個多月以來與公共衛生研究社四名成員聊天，他們說如果講到灰，香港醫療制度其實已經相對無咁灰，「香港好多問題都改變不到，醫療制度是相對put some effort就可以做到改變的東西，至少我們出本書都有人買、有人睇，在香港可以見到實質改變就已經唔算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