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要去九華徑，在尖沙咀搭6號巴士到荔枝角終點站美孚油庫，沿海灣邊的海堤，直進山窩裏的小村子便是了。」(1) 藝術家黃永玉在近五十年後，回憶在荔枝角九華徑的生活時，仍然記得這麼清楚。他曾任《大公報》的美術編輯，當年每天下午坐巴士到尖沙咀，乘天星小輪渡海上班（當時《大公報》報館在中環）。時間再向前滾動20多年，時至今日香港變得不再一樣，但仍可以坐6號巴士到九華徑舊村，而當年黃永玉和南來文化人（從內地來到香港的作家或文化人）的居所，除了在年中遭拆卸的22號外，絶大部份建築仍然存在，彷彿在等待已不可能再回來的過客。
據1951年出版的《新界指南》，當年的6號巴士由尖沙咀到荔枝角，途經疏利士巴利道（現稱梳士巴利道）、彌敦道、大埔道和青山道，戰前以九龍城為終站。以前和現時的路線相近，但車資和班次差遠了，當年只要兩毫，5分鐘一班車；現在為5.6元，8至20分鐘一班車。
我在9月25日，在尖沙咀總站走上一輛6號巴士，坐上層的最前。車在早上9時35分開動，我望着窗前的景色，想像一下和黃永玉當年所見的有何不同：當時天星碼頭尚未改建；香港文化中心是火車總站；1881仍是水警總部，半島酒店仍未加建。黃永玉身處的九龍，是由單層巴士轉為雙層巴士的時代。九巴早在1939年便向政府提出引入雙層巴士，但幾經波折，到1949年4月17日才有第一批雙層巴士，投入1號巴士線，來往尖沙咀到九龍城。黃永玉乘坐的6號線，要到1950年中才改用雙層，而他1953年才離港移居北京，估計他也曾乘過雙層巴士。我乘坐的巴士，拐過半島酒店到彌敦道，穿過兩旁的榕樹。在五十年代，這些榕樹已是大樹，為了保護榕樹，當年在樹間劃上白線，雙層巴士要在線外行駛，而站頭設在樹木之間。
我到達荔枝角總站時，是10時18分。沿着荔景山道走到九華徑舊村村口只需5分鐘。不過這次我沒有從舊村進入，改由新村去，好處是路較闊，又不用上樓梯。從新村牌匾入村，左邊有已荒廢的路德會復活堂，順着入村的路一直走，看到燈柱AC 0587後轉入右面的小路，不多久便可以看到舊村29號B屋，即內戰時期的「文青村」。
29號B屋是以前畫家朱鳴岡的住處，現時外牆雖然鋪了瓷磚，但保留了金字頂，結構似沒有多大改動。再往前走到26號A屋，是馮玉祥舊部余心清曾暫居的饒公祠。面積較大的25號，是作家兼報人嚴慶澍一家的居所。嚴慶澍沒有隨其地南來文化人在解放後回國，而是留在香港，成為《新晚報》副刊的負責人。《新晚報》是最先連載金庸和梁羽生武俠小說的刊物。外表完全不起眼的24號，先後住了端木蕻良、方成、單復、蒂克和雷石榆等文化人。在旁的24號A屋原先只是用來放飼草，到了三十年代，非常有名的大畫家陸志庠住在樓上。黃永玉對陸志庠非常佩服，陸志庠在1992年過身，黃永玉寫了一篇長文《不用眼淚哭》，述說兩人之間的故事。黃永玉在今年再版的《沿着塞納河到翡冷翠》的後記上再次提起陸志庠，說「他是個毋庸置疑的真正大天才」。
再往前走就會到達23號，即黃永玉在九華徑的另一故居，他在此居住的時間比今年年中拆毁的22號更長。而作家巴人、巴波及樓適夷曾經的居所，現在已是平地一幅，只餘旁邊的水井，見證他們曾在此生活。前面還有數間排屋，穿過任何一條窄行也是出路。這些排屋的某些屋號為三級歷史建築，實地看一下便會發現只保留其中已評級部份，作單幢保育是近乎不可能的。走過這些屋便是村的主要道路，向上走可看到文化人楊晦曾住過的10號，往下走有數間和10號風格類似的西方建築大屋和養正家塾（雖名為家塾，但這書塾實為第一間於1922年教授英語的政府津貼村校）。經過兩旁較殘舊的房屋，到村口的左邊，可看見詩人臧克家住過的「小橋流水人家」，還有原用作放牛草的兩層小屋。出村後，可沿路走到荔枝角巴士總站或附近的美孚站離開。
黃永玉在《不用眼淚哭》中說：「我們曾經有一個陸志庠！」現在我們尚有這些國寶級文化界前輩在香港的故居。百年後我們的後代，可會問一句，為甚麼現在消失了呢？還是可以說一句：走，我們到九華徑去！
後記：九華徑正面臨地產發展壓力，該地段持有人之一遠東酒店，去年向城規會提出改劃申請，擬於當地興建近6,000伙住宅，今年7月獲批。但值得留意的是，申請人似乎尚未整合23至29號的土地業權，或意味政府可能有更多保育空間。長春社建議，應完整保留22號至29號B屋一整排房屋和10號，並希望政府積極考慮收地或換地，因九華徑的歷史價值不限於香港，對中國文壇而言，也是非常重要。除了可以說好香港故事外，更可以說好國家故事。
(1) 出自黃永玉撰寫的文章〈往事模糊蘆花岸——香港九華徑的一些回憶〉。
作者：長春社公共事務高級經理李少文
2023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