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周五傍晚（香港時間周六早上），得悉一行禪師圓寂，倒沒有錯愕之感。畢竟，一行禪師已近期頤之年，而三年前也曾讀過《時代雜誌》誤報禪師病危的消息。今聞噩耗，慨嘆無常之餘，亦藉此時際反思禪師教法、整拾身心融入「正念」（mindfulness），體悟生活中的禪意。也許，一行禪師期許世人此刻感受的，正是這份由「正念」帶來的內心平靜，而不是被無明蒙蔽的哀傷焦慮。
今天於書局見到的一行禪師著作，大都以「正念」為題，但他帶給世界最深遠的影響，卻在於「承擔佛教」（Phật giáo dấn thân）的推廣。禪師將之譯作法語「le bouddhisme engagé」及英語「Engaged Buddhism」，強調佛教與社會息息相關的入世一面，故於華文世界亦常譯之為「入世佛教」。這份「入世」的領會，卻是得來不易。禪師提到越戰期間，他與其他僧侶於佛寺禪堂之內，聽着寺外的炸彈爆炸的隆然巨響、受傷受驚者的倉皇呼號，根本無法靜心禪修，由此立志發心把禪修化作行動，身體力行地以解脫眾生的恐懼與痛苦為務，並創立「青年社會服務學院」，通過佛法帶領年輕人投身社會運動，以服務大眾。
入世修行 服務眾生
禪師與他的追隨者，秉持這份渡脫大眾危難的承擔，四出救援街上傷者、帶領難民乘坐顛簸小船於大海逃生等，需要無比的勇氣和慈悲。尤其越戰期間，南北越的軍人與民兵若見這些僧人救助的傷者不屬自己派系，自然認為他們來自敵對陣營。這種不分南北的人道工作，讓他們踏上兩邊不是人的危險境地，隨時招來收監或殺身之禍。但一行禪師為行動賦予的，卻是佛家的慈悲精神、不落二元對待的智慧。他經常教導弟子：真正的「敵人」，是貪愛、瞋恚、愚癡、狂熱、歧視；若承擔這救援工作而受到殘暴對待，應修持大悲以原諒那些傷害你的人，即使受着壓迫、侮辱而死，仍不枉為佛子。
這番教誨，固然帶有矢志殉道的宗教語境，也許對於非教徒而言，理想主義的味道太濃，實際效益卻欠奉。但一行禪師親身示範的，並非尋求任何實際的或世俗的「勝利」。相反，他屢屢開示世事環環相扣、互為因果，戰爭本身就是一個只有輸家的景况。這種「不實際」的入世修持，修的是內心。解脫內心牢執的怨恨、恐懼、憤怒、暴力，才是對禪修、對社會、對世界的承擔。
戰火中倡和平
一行禪師於六十年代中葉，應和解聯誼會（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之邀到美國各地展開游說工作，向政府官員、主流媒體、宗教領袖、普羅大眾等宣揚停戰訊息、講述越南人民於戰火中遭遇的苦難，卻遭遇到不少反越戰的民眾謾罵，讓他深切體會到所謂的「反戰運動」，原來也可以充滿憤怒和暴力。由此經驗，更鞏固了一行禪師的理解：唯有安寧的內心，才能建構出和平的世界。佛家的正念修習，恰是導引習者進入平靜狀態的途徑。
這邊廂一行禪師於國外致力斡旋，另一邊廂北越統一南北後，卻認為他在外「唱衰越南」而吊銷其護照，令他開展了流亡生涯。於此期間，禪師撰作不斷，不論是從政治與文化角度評述越戰的《越南：火海中的蓮花》（Vietnam: Lotus in a Sea of Fire）抑或詩作《請以真實之名呼喚我》（Please Call Me by My True Names）等，都受到廣闊的傳閱、高度的關注。一行禪師的慈悲理念與正念修持，感染力漸漸遍及全球。他訪問各國時所作的演講會或禪修營，往往千人簇擁、座無虛席。「入世佛教」也成為東南亞各國於六十年代以後，為各種利用佛法解決後殖民時期各種經濟、政治、社會問題的運動統稱。八十年代以後，不論佛教於北美和歐洲的面貌、佛教對環保議題的關注、近代正念修習的興起等，無一不是受到一行禪師「入世佛教」的啟發而發展。
慈和簡樸 感染世界
我對一行禪師最深的印象，來自紀錄片Peace is Every Step （片名取自禪師的一首同名詩作）。其中一幕，講述禪師於八十年代引導一批美國退役軍人作禪修，以幫助他們走出戰火陰霾，從創傷後遺症中得到療癒。當中受訪的軍人，淚流滿面，因自己於越南殺害的是禪師同袍、無情砲火猛烈轟炸的是禪師家鄉，而慈悲照料他們從憂鬱、自責、憤慨等負面情緒康復的，竟然也是這位禪師。這份身教，比任何文宣或傳道，都來得遠為深刻和動人心魄。
一行禪師經常自稱為「simple monk」。無疑，這位禪師從不標榜自己證量、也不是什麼活佛轉世，圓寂之時亦未見有「大地六種震動」。禪師的「simple」，是簡樸、入世、貼地、謙卑。相比二戰期間鼓吹如何以武士道精神殺敵的得道禪僧，或高舉民族主義而煽動戰爭的高僧國師，一行禪師的「simple」便顯得尤為可敬。於社會嚴重撕裂的今天，回看禪師一甲子前對不靠邊站的堅持、對青少年的呵護，感觸尤深。
禪門之內，有禪師閉門考核弟子的傳統，然一行禪師卻沒有這道門。他以佛法感染的，並非個別親信弟子，而是全世界。佛家所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正好由一行禪師完美示範。
文˙邵頌雄
編輯•利永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