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曾經幾次形容荷里活電影市場已飽受女權氾濫與政治過度正確的問題所影響，偶然會被批評類似言論太冷血，是在受害人傷口灑鹽，blame the victim。當然，於父權社會現實裡，遭受性暴力及侵犯的女性仍處於弱勢小眾，她們是被主流打壓的一群；但另一方面，於（同樣父權的）電影工業裡，隨著 metoo 事件而過度急速轉型，為討好主流輿論，又或者只是緊隨潮流，從角色、劇本以至宣傳策略上都開始倒模複製那些陳腔濫調的女權課題，便衍生出下一個問題：這些作品表面上高舉著逆權抗爭、女性意識抬頭的旗幟，但除了幾近肯定黑人女性角色將不會再被白人（特別是男性）槍殺和施暴之外，到頭來推動了什麼？又或者帶出什麼訊息？儘管荷里活大鱷 Harvey Weinstein 於幾年前的 metoo 運動下迅速倒台，身敗名裂，但西方電影圈的腐敗架構有否因此而大洗牌，推倒重來？
結果，只不過推倒一個晚年失勢的老影人，隨即順應時勢推動了下一輪女權掛帥的商業機器。女權電影與女權可以是完全不同，甚至弔詭地背道而馳的兩種意識形態。
因此不禁懷著非常複雜（而且不安）的心情，觀看第一部由荷里活製作，將 metoo 運動最大反派 Harvey Weinstein 搬上銀幕的《她說》（She Said），特別是害怕它會變成另一部《爆炸性醜聞》（Bombshell）。《爆炸性醜聞》還原了前霍士電視台高層 Roger Ailes 與旗下多名新聞主播的性侵醜聞，事件也被視為後來引發 metoo 風潮的前哨。《爆炸性醜聞》當然很有它的時代價值，就連幾位女主角本身都是荷里活的女權運動代表，但政治正確不代表拍得精彩，過度用力的宣導式對白，異常明確的轉型正義，反而令議題先行，對一部真人真事改編的劇情片來說並非好事。
以此推斷，由 Maria Schrader 執導的《她說》更難處理，是一份更不容易討好觀眾的劇本。畢竟，它的現實對照，就是當代女權運動的里程碑，《紐約時報》如何集齊受害女性的公開指控，成功打倒影壇大鱷。但有別於近年氾濫的政治正確電影，《她說》剛剛反其道而行，嘗試從女權角度以外，表揚了前線記者屢敗屢戰、追查真相，勇於踢爆 metoo 黑幕的新聞精神。整部電影改編自《紐約時報》兩名記者 Jodi Kantor 和 Megan Twohey 有份參與 —— 歷時長達三年的荷里活性侵案件調查，以及兩人其後出版的採訪手記《性、謊言、吹哨者》（She Said: Breaking the Sexual Harassment Story That Helped Ignite a Movement），標題「她說」固然是指受害女性挺身而出，公開揭破影壇陋習，從而鼓勵其他受害者現身說法。但電影將焦點放後一步，落在事件之中如何「讓她說」甚至是「為她說」的《紐約時報》編輯室。作為具公信力的傳媒機構，他們一方面很想取得獨家消息，披露真相打倒大鱷，但另一方面，仍不忘嚴格遵守新聞道德，要尊重受害者、保護受訪者，未經同意既不會開名，不會公開訪問內容。
而所謂公信力不只對外界，同樣對受訪者，甚至對他們的敵人。面對編輯部恨之入骨，兼且極其擅長操弄法律遊戲的 Harvey Weinstein，深知對方惡貫滿盈死有餘辜，都預先做足準備，要給對方一定時間去反駁。既是職業原則，也是膽色、無懼的表現。當然，做得資深傳媒大抵有著他們嗜血、過激的一面，絕非善男信女，否則怎能咬住不放，打到權傾朝野的影壇淫棍。電影難免有美化處理的部分，省略了這些有所斟酌的細節，但整體而言，女主角 Carey Mulligan 和 Zoe Kazan 的演出，既有剛烈，亦見柔弱，為觀眾準確傳達了專業新聞工作者面對權威高牆的種種無力、憤怒和不屈，同時挑選了另一個既嚴肅而熱情的切入點，讓作品跳出早已濫拍成風，多到令人望而生厭的女權電影框架。
個人認為，電影是繼《焦點追擊》（Spotlight）和《戰雲密報》（The Post）之後，近年最成功的「媒體戰」佳作。對於今日香港仍然有志加入新聞行列的人來說，《她說》更是一段值得被好好記住的故事，倒不是因為它成功擊倒巨人歌利亞所以很勵志，而是它殘酷地描述了成功之前，你要記住多少挫敗、多少痛，然後繼續寫你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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