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如果沒有捲入到1989年的那場運動中，我的哥哥羅海星的人生一定會很不同」，羅海雷說，「不過，我們家人從沒有聽到他對參與『黃雀行動』的半句怨言」。羅海雷先生於香港出生，土木工程專業畢業，多年前北上，經營一家科技公司。但我對他產生興趣，卻是因為他的另一個身分——「香港愛國左派子弟」。他是曾為左派報人、統戰工作者，後被羈留北京十年的羅孚先生（1921-2014）之四公子，也是因參加「黃雀行動」被捕的羅海星（1949-2010）的幼弟。羅海雷在天地圖書出版的《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星沉南海：一個中共香港地下黨後代苦戀的故事》及《羅孚友朋書札》，以羅家的歷史，撕開了中共地下陣線在香港活動的一角。羅海雷認為父親和哥哥都是有良知、有見識，有擔當的中共黨員，最後都被「炒了魷魚」，淪為悲劇，卻寧折不撓，浩氣長存。需要有人寫出真實的故事，予後人正確的指引，而不是任由一知半解之徒，隨意解讀或胡編亂造。此等故事，未曾真正進入港人的公共記憶。於是，我們決定合寫一部有關「香港左派子弟」的口述史，他哥哥羅海星的遭遇就是這部歷史的一個重要片段。
生為「左仔」
1949年1月，羅孚的長子出世。為了慶祝第一個孩子的到來，並明確這是一個「香港仔」，小孩取名為「海鮮」。名字來源於香港南區一個名為香港仔的著名漁港，以出售生猛海鮮聞名。他就是羅海雷的大哥。羅家沒有想到，這一接地氣的名字，會讓孩子在學校遭同學取笑。多年後，大哥去了政府部門，將名字改為「海星」。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海星成為共和國同齡人。
生於香港左派家庭，羅海星的命運必然與左派政治聯繫在一起。父親羅孚（羅承勳）在20歲時進入桂林《大公報》，從此為該報服務41年，從桂林到重慶，再到香港。在重慶時，父親已是地下黨的外圍積極分子，在香港入黨，逐漸成為左派新聞界的一位主要負責人。
海星是所謂的「自來紅」。由於相信中共領導下的新中國能帶來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父母對社會主義中國抱有無限的希望。在家裏，全家都要接受反帝愛國教育，對港英殖民統治深惡痛絕，反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嚮往社會主義中國。在香港，上何種中小學有很多選擇，但父母的左派背景決定了海星只能進入親北京的「左派」中文學校。他先進入香島中學的小學部，後入培僑中學附屬小學就讀。據老同學陳光如回憶，海星成績中等，但跟誰都能友好相處，頗有人緣。50年代開始，北京號召海外華人回國效力，香港的左派圈子也被要求送孩子回國升學。1965年，海星16歲，送去廣州上大學。孩子尚未成年，即須離家，而內地經過大饑荒後，比香港的生活條件落後很多，母親非常不捨，但海星卻興高采烈。他在家書中承認，「我是帶着一顆赤子報國之心而高高興興地回到內地」。
「紅」、「專」、「健」
1965年，海星和其他香港左派子弟一起，入住「二聯」（即《大公報》、《文匯報》設在廣州的聯絡處）宿舍，開始在廣州外國語學院讀大學，並迅速成為一個「很標準的內地學生」。給香港家人的信中，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報告自己在學校取得的成績，比如，如何通過努力，在思想上做到了政治掛帥，成為一個「紅（政治上過硬）、專（專業能力強）、健（身體強健）」的人。他還因為自己來自香港這個「大染缸」，比內地的同學受到更多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更加努力地改造自己。
入學不到一年，內地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海星積極響應號召，與廣外十位同學離開廣州，「抱以傳播文化大革命的火種的神聖使命」，開始全國大串聯。之後，更是捲入紅衛兵不同派系之間的衝突。文革中，海星並非一帆風順，曾有兩次遭到審查隔離，書中都有詳細描述，不在此展開。1968年，海星與其他三個同學被分配到廣東清遠縣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吃盡苦頭，但他咬牙挺住。得益於在農村的賣力勞動，再加上父親的背景，海星於1970年下半年被分配至廣東省外貿局屬下的一家進出口公司，是同學中最優的工作分配。母親記得海星在一封家書中說：「這是我回報國家的時候了。爸爸媽媽請你們放心。」海星工作努力，並於197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年這是來之不易的榮譽。雖然個子不高，海星因「風流儒雅、英文了得、人才出眾、處事得體」，成為「張無忌」式的男生，很容易與女生擦出火花。經過後來任職《文匯報》的曾敏之介紹，海星認識了作家黃慶雲之女周蜜蜜，不久結成秦晉之好，周蜜蜜後來成為香港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1979年，因內地政治大環境的變化，亦因「鳥倦飛而知還」，在內地生活14年後，海星決定帶妻子重返香港，開始新的生活。他從文革中得到的教訓是「年輕人實在太左，太易被煽動，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只會盲目崇拜領袖」。
父親成了「間諜」
1979年，內地開始改革開放，從階級鬥爭轉向發展經濟，巨變即將發生。香港經過了六七風暴的洗禮，亦發生巨大進步。China Trade開始成為香港的一個專長，借助既懂內地，又能溝通香港和國外的優勢，不少左派系統人員開始投入該行業，海星亦廁身其中，如魚得水。
1982年，父親開始被失蹤，然後被秘密審查、判刑、假釋，經過彷彿一部令人費解的連續劇。出事之前，父親是左派陣營中一個「紅得發紫」的人物，負責新聞宣傳及統戰工作。除了統戰香港的文人學者，他還參與統戰美國人和台灣人的工作。羅海雷在書中描述，父親的經歷彷彿山寨版的潘漢年。海星雖然人在香港，但他的政治進取心在父親出事後受到不少打擊。他離開了香港的中資機構，但保留地下黨員身分，其間成為香港上市公司及公營機構在內地的China Trade代表。
捲入「黃雀行動」
1989年，胡耀邦的猝死引發了北京的學潮，北京的大學生開始在人民大會堂靜坐。他們的目的並非要推翻政府。學生通過非暴力和平請願，從初期對當前經濟形勢不滿，到打倒官倒，再到要求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保證和提升人民生活，後來則慢慢轉變為要求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保證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及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然而，保守派與學生之間的矛盾愈來愈深，勢如水火。學生們的抗爭手段愈來愈激進，並開始絕食。而保守派對形勢的判斷也愈來愈嚴重，逐漸將此定性為「動亂」，不憚以強硬手段對付之。
香港雖然離北京十萬八千里，卻是最能公開表達對事件關注度的地方。除了學生的熱情投入外，羅海雷認為，香港各界對北京學生的全力支持可以「歸功」於兩個人，三個功能組別。首先是時為新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他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使得很多香港市民從心理上接受「五十年不變」的回歸安排。而北京發生的學運，透過媒體全方位的報道後，讓市民產生巨大的疑惑：為何中央政府不能面對看似簡單、合理的學生要求？這是否還是一個可以信賴的、負責任的政府？之後，學生的絕食行為，更是激起市民義憤。如果說過去港人對內地發生的事務只是隔岸觀火，現在則已有唇亡齒寒之感。香港的左派陣營亦群情激昂，紛紛站在北京學生這一邊，表達不滿。
所謂三個功能組別，則是學生界、新聞界，還有演藝界。5月20日香港掛起8號風球，但當晚仍有4萬人冒着颶風威脅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並遊行至當時在灣仔的香港新華社。次日，香港更有百萬人大遊行。5月27日，跑馬地馬場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上百位演藝人員走上台前，為學運籌款高達1300多萬港元。其中一個主持人叫岑建勳，他就是羅海雷所指的第二個人。此人是當時香港著名的諧星，曾是一位托派，具有學運經驗。之後的「黃雀行動」岑是一个關鍵人物，主導營救被中國政府通緝的學運人士的工作。
儘管香港各界群情激昂，左派亦義憤填膺，但海星卻表現得異乎尋常的冷靜。雖然他也同情學生，在北京籌辦新公司時，也曾多次與朋友到天安門廣場送水、送食物，但他並不看好學生運動的前景。太太周蜜蜜亦發現，一向關心國家大事的丈夫，卻是「意外的冷靜」，不僅不參加遊行，還提醒她，該運動絕對不是表面看來的那麼簡單。甚至到北京聯繫業務時，他還阻止過父親和一些藝術家前輩到天安門廣場去支援學生，因為他認為「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羅海雷相信，這是海星從文革的經驗中得到的智慧。「他已經看到形勢的嚴峻、高層的分裂、群眾的失控、學生最終可能會像當年的紅衛兵被人好好地收拾。」
那麼，冷靜的海星為何要參加如此危險的「黃雀行動」呢？羅海雷認為，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朋友的義氣。書中對「黃雀行動」的來龍去脈有非常詳細的描述，而海星之所以進入該網絡，則是因為他與岑建勳太太熟識。海星靠岑建勳的助力，順利地幫北京作家老鬼偷渡至香港。老鬼是內地著名作家楊沫的兒子，以《血色黃昏》馳名文壇。他原先是《法治日報》的記者，因參加學運，被有關部門調查，於是決定偷渡來港。海星得知後，特意去廣州與已逃匿至廣州的老鬼見面。不久，老鬼被安全送至香港，並受到海星夫婦熱情接待。當海星問他是否還有其他朋友需要幫忙，老鬼提到了當時遭到秘密通緝的王軍濤和陳子明，於是海星立刻聯繫岑建勳，投入營救工作。不意，當局對「黃雀行動」非常惱怒，決定利用反間計，抓捕岑建勳等主要組織者。海星不知是計，回內地聯繫過程中，被公安抓捕，最終以「窩藏反革命分子」罪，重判5年，於粵北懷集監獄服刑。羅海雷強調，老鬼根本不在官方的通緝名單上，王軍濤和陳子明為何被選中成為所謂「幕後黑手」，都有很複雜的原因，需要自己看書中條分縷析的前因後果。簡單地說，他們既不是學生領袖，亦非幕後金主。海星經過多年內地生活的磨練，一向懂得如何避開紅線，不挑戰底線，卻在良知和義氣驅使下，不慎碰了高壓線，不幸成為了「北京警告香港的棋子」。
做「平反」大夢
因為各界的營救，海星服刑兩年後得以「保外就醫」。回港時的海星，一度成為新聞人物。據周蜜蜜回憶，當時住宅單位樓下聚集了大批記者和市民，把海星視為「凱旋而歸的英雄」。連續幾天，家裏上下的人群，來訪的記者絡繹不絕，導致兩人都無法休息。
身陷牢獄之災，固然是海星自己的選擇，但不久捲入中英之間的爭鬥，並非海星所能預料。1991年，周蜜蜜在英國的妹妹結婚大喜。出獄不久的海星，婦唱夫隨，遠赴英倫，參加婚禮。未曾想到，他們竟然收到英國首相馬卓安秘書的留言，邀請至唐寧街10號首相府一晤。此一會面，自然是海星生命中的榮耀時刻。海星借機向馬卓安首相表達了謝意，馬卓安亦問候了海星的牢獄生活。會見海星，固然是英國首相的紳士風度，更是他因訪問中國遭英國媒體批評後，為了挽回民心，所安排的選舉籌碼。
之後，馬卓安選定彭定康來香港做末代港督，中英關係迅速惡化。海星在唐寧街10號的高光時刻，因為彭定康與周南鬥法，迅速成為人生的至暗時刻，被人認為是徹底投靠英國人，向中方示威。他這次碰了紅線，不經意間捲入中英衝突，淪為政治犧牲品。之後的海星卻受到無形的力量的壓制，乏人問津，連像樣的工作都不易找到，但他仍未選擇參與民運。
他卻有一個連羅海雷都無法理解的執念，就是希望能得到平反，時機合適時重返內地發展事業。因為海星再一次觸碰了紅線，在不斷溝通後，於2008年才重獲回鄉證。羅海雷認為，許多文章將海星塑造成敢於觸碰紅線，挑戰底線的「民主鬥士」，「時代楷模」，這是誤導。在家人看來，海星只是一位有良知、講義氣的共產黨員而已。
2005年，海星確診罹患一種罕見的慢性白血病，醫生告知，無藥可治，也不能化療，唯一可試的是換骨髓。海星之所以得此絕症，最大的可能就是當初關在懷集監獄時，當時的飲用水受到礦物的污染所致。儘管羅海雷為哥哥捐獻了骨髓，家人也盡力照顧，海星還是於2010年因病離世，只活了61歲。作家孔捷生曾這樣評價：「海星是一個時代的楷模，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訴我們，怎樣去做一個正常的中國人。」
海星的啟示
海星的人生故事，能給我們什麼啟示？羅海雷認為，海星就是在沒有放棄他的底線的前提下，一直透過朋友們的幫助堅持與當局溝通，最終被允許回內地。他在爭取合法權益時的「三不」主義，對港人亦有啟發：從不放棄任何與當局溝通的權利與機會；溝通時，他從不說過頭話、不做刺激對方的事情；可以妥協但絕不放棄自己的原則與良知。事後回望，1989年10月，海星如能冷靜點，認真傾聽港粵兩地朋友若隱若現的預警信息，可能逃過一劫。不要輕易觸碰高壓線，否則我們將無法再主導自己的命運。
同理，羅海雷認為，共產黨既然可以與幾十年的死對頭國民黨「反動派」一笑泯恩仇，原諒對近代中國造成最大戰爭傷害的日本，不願與「紙老虎」美國脫鈎，為什麼就不能與本是同根生的「八九民運」受害者溝通和妥協呢？還有，如果當年學生沒有在5月13日重返天安門進行絕食抗爭，而是給中共高層一個和平解決危機的機會，是否會有轉機呢？凡事欲速則不達。再說，這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使得內地人愈來愈相信中國不能亂。
■問：毛升，香港嶺南大學環境史和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答：羅海雷，羅孚第四子，理工男，業餘歷史愛好者。香港土生土長，英國某大學土木工程專業畢業。80年代初開始參與中國貿易的港商，1988年常駐廣州，1994年開始常駐北京。
文˙毛升
編輯•王翠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