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
這是一手締造出英特爾芯片神話的安迪·格魯夫的名言。
的確，在訊息萬變的半導體行業，如果不是偏執狂，還真不好生存。
只是，格魯夫沒想到，這樣的偏執狂並非美國才有，在大洋彼岸另一邊的中國，這樣的人物出現了一位又一位。
2000年，上海浦東的張江沒有高樓大廈，也沒有工廠林立，有的只有荒草叢生、農田遍佈。此時，在這片土地上正有兩名中年男人正在進行考察。
良久後，其中一位中年人開口道：
“在大陸建芯片工廠是家國情懷，回國報效，我們沒有什麼理由，也不需要講什麼道理。我們就希望看到，我們中華民族能夠強盛、安康。”
開口的男人名叫張汝京，望着面前還略顯慌涼的張江，他似乎堅信未來這裏將成為燎原之火，點燃中國芯片製造業的火種。
聽着這番慷慨的發言，另一名男人江上舟也篤信的迴應道：
“2015年－2020年，上海集成電路生產線技術等級和生產規模將定能超越中國台灣。”
正是這幕場景，成為了後來中國最大芯片製造商中芯國際夢開始的地方。
01
玉“汝”於成
1948年，張汝京出生於南京，沒滿週歲就在襁褓中隨父母去了台灣。
張汝京之父張錫綸有着濃厚的家國和民族情懷。
抗戰時期，他與妻子隸屬兵工署的第21兵工廠，為祖國的前線的部隊提供軍事裝備。在張錫綸的影響下，張汝京自幼就在愛國情懷的教導下成長。
長大後，張汝京不負眾望，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台灣大學，後又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留學，先後取得工程學學士和碩士學位。
1977年，張汝京加入當時半導體行業的龍頭企業美國德州儀器，一干就是二十年。在此期間，張汝京獲得了電子工程的博士學位，並且更有幸的是，張汝京加入了傑克·基爾比的研究團隊。
傑克·基爾比是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集成電路的發明人。正是這樣機遇，讓張汝京接觸到了時代最頂尖的半導體技術。
或許是命運的刻意安排，另一位日後的半導體牛人，台積電的創始人張忠謀，也在德州儀器。兩個人有太多的雷同，同樣姓張，同樣在解放戰爭後期離開中國大陸，同樣輾轉於美國名校求學，同樣進了半導體這個行當，還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併成為該領域世界級的華人人才，在後來，兩人都離開德州儀器，並回到大中華區。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兩人頗有老鄉見老鄉、識英雄重英雄的味道。
如果不是後來的反目成仇，兩人一定會成為中國華人半導體奮鬥史上的一段佳話。
德儀二十年，張汝京在業內被稱為“建廠高手”，德儀經張汝京之手的項目遍佈世界各地。
但張汝京最惦記的始終是在中國這邊土地上建廠。
而説到做製造，張忠謀也不是吃素的，正是他的一個代工理念，造就了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企業--台積電，所不同的是，張忠謀要早張汝京10年回到台灣。
20世紀末，面對席捲全球的IT革命，急於在半導體領域求成的中國，先後啟動了“531戰略”，“908工程”，“909工程”三大項目，耗費了百億資金，但明顯低估了半導體行業的難度，最終僅有華虹半導體成為個案，其餘多數的投入皆化為泡影。
看着中國的半導體技術日漸被世界拉開差距，張汝京暗自下定決心，無論千辛萬難都一定要在祖國的大陸上為半導體行業貢獻自己一份力。
1997年，張汝京在德州儀器退休後，第一時間想回祖國大陸建廠，並親自到長三角進行調研，甚至已經做出在無錫建倉的決定，無奈兩個問題卡住了他：
第一，美國製定的《瓦森納協定》死死的限制了中國大陸進口高科技產品，貿貿然在中國大陸建廠，會面臨很多不可控的風險；第二，當時大陸半導體基礎實在太薄弱，很難撐得起他的建廠夢。
再三思量後，張汝京決定從長計議，先回台灣“打基礎”，等待時機。
世大半導體因此應運而生。
憑藉着過硬的技術實力，張汝京的世大半導體僅用兩年時間，就在台灣建起兩座代工廠，產能達到了台積電三分之一。
此時的台積電，是全球半導體代工廠的老大，老大的慣性思維，就是不能容忍被超越，面對世大的快速擴張，台積電警惕起來了，最為簡單的手法，就是拿錢收買。
2000年，台積電大手一揮發動“鈔能力”，拿出了50億美元天價收購款，這是當時世大估值的8.5倍。
少數服從多數，即便張汝京百般不願，但其餘股東實在沒理由拒絕這麼大筆錢，世大半導體還是落入台積電手中。
台積電得到世大後，第一時間擱置了世大在大陸建廠的計劃。
張汝京明白，如若繼續留在世大，自己想在大陸建廠的願望大概率一輩子都無法實現。
2000年7月，張汝京隻身前往大陸尋找建廠機會。
時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祕書長的江上舟知道此事後，力邀張汝京來上海考察，並許諾了很多優惠政策。
最終，張汝京被上海這座城市的誠意打動了，他做了一個毅然決然的決定：放棄自己在台積電豐厚的股權，帶着家庭與300多名台灣世大工程師和100多位德州儀器工程師，來到上海建廠創業。
張汝京不枉是“建廠高手”，來上海後僅耗時13個月，新建的工廠就開始芯片試產，創造了當時全球最快的芯片廠建廠紀錄。
張汝京也給公司起了一個響亮的名字：中芯國際，寓意着“中國芯片必將走向世界”。
竣工投產那天，張汝京花了20塊錢買了1000響鞭炮，掛在廠房主樑上燃放了起來。看着燃放的鞭炮與屹立的工廠，張汝京回想起父母的教誨，想象着中芯國際這根幼苗在未來茁壯成長欣欣向榮的場景，他欣慰的笑了。
2001年，全球正值互聯網泡沫破滅期，半導體也陷入低谷期，張汝京藉機大量低價蒐羅二手設備，中芯國際產能快速提升。
2003年，張汝京帶領中芯國際突破了90納米制程，第一次將大陸芯片推進至納米級。業內有人感歎説：
張汝京以一人抵萬軍之勢，帶動中國半導體領域奮起直追，重新跟上時代額潮流，它締造了一個曾經舉全國之力都沒能實現的奇跡。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芯國際飛速發展的這段期間，江上舟為了實現當初自己立下的“上海的半導體行業能超越台灣”預言，也放棄從政，轉而加入中芯國際。
根據前文所提，中芯國際的班底大多來自被台積電收購的世大。漂洋過海的工程師們帶來了豐厚的經驗技術，但與台積電相似的工作流程與模式也埋下了把柄。
革命導師説過：對待敵人，要如秋風掃落葉般無情。台積電顯然也是深諳此道，對於張汝京這個“眼中釘”，當然不肯放過，只是這一次，手段更加的無情。
2003年，中芯國際準備上市大展宏圖之時，蟄伏已久的台積電動手了。台積電以竊取商業機密為由起訴中芯國際，可以一切早有預謀，中芯國際哪裏是對手，無奈下選擇庭外和解，最終敲定賠償金1.75億美元。
2006年，中芯國際準備融資的前夜，台積電故技重施，以“專利”名義指控中芯國際最新的0.13微米工藝侵權。
2009年，美國加州聯邦地方法院判決中芯國際敗訴。這次台積電不僅贏得了2億美金，還外加10%的股份。
得知審判結果那一刻，張汝京放聲痛哭，他知道台積電要對付的人是他，他不走，中芯國際就不可能太平。
兩日後，張汝京主動提請辭職。
臨走前張汝京對着來送行的工程師們留下了一句話：
“別趴下，在失敗中重新出發。”
02
逆水行“舟”
半導體制造是個極其燒錢的行當，從2000年中芯國際拔地而起，一直到2009年張汝京卸任，整整十年，中芯國際創造了不少技術上的奇跡，但盈利卻始終是負數。
當時，張汝京被迫離任，公司面臨鉅額罰款，一時之間中芯國際搖搖欲墜，全公司上下人心惶惶。
命懸一線之時，江上舟臨危受命出任董事長，這才讓中芯國際慌亂的局面暫時平定下來。
江上舟1970年清華大學畢業，1979年又赴瑞士蘇黎世高等學院通信研究院進修博士。歸國後在江上舟在業內享有較高的聲望，這也是為何後來江上舟能夠一出面就平定中芯國際慌亂的原因。
2001年，江上舟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祕書長。他上任的第一個的任務就是調研浦東未來的產業方向。在先後調研了集成電路、現代生物醫藥、新材料等高科技產業後，江上舟立下了一個明確的判斷：
“上海應該搞集成電路產業，張江要成為中國的硅谷。”
以上帝視角來看，江上舟擁有超前的眼光，未雨綢繆的決策，奈何命運弄人。2002年，江上舟就被查出患有癌症。
2009年，江上舟接任中芯國際董事長後，自知時日無多，拖着日漸衰弱的身體，他竭盡全力做了兩件事：
一、引進資金幫助中芯國際支付台積電賠款
二、為中芯國際尋找一個得力的接班人
為了使得公司資金鍊保持正常，江上舟引入了中國國家主權基金性質的中投集團、國資的大唐集團的注資。
一方面，鮮活的現金注入中芯國際，流緩解了公司經營的壓力。另一方面，新的資本方加盟，又使得中芯國際本就複雜的股東結構更加錯亂。
當初為了啟動中芯國際，張汝京利用自身的資源，遊説了各方資本鼎力相助，其中既有政府背景的上海實業、北大青鳥，又有美國背景的高盛、華登國際，還有台資背景的漢鼎亞太等等。
募資完成後中芯國際共計有16名股東，股權非常分散，即使是作為大股東的上海實業，也不過持股12％左右，而張汝京本人的持股還不足1％。
這些凝聚起來的資本共同孵化了中芯國際，但歸根溯底，各方的利益訴求不同，對中芯國際的經營方向也各不相同。
國家資金更希望中芯國際能扶持起本土產業鏈，做大社會價值；其餘的資本則更關注中芯國際本身的盈利，希望早日實現變現價值。
社會價值與變現價值本質上並不矛盾，但是要平衡二者着實不是件易事，這就為後續公司內鬥買下了隱患。
這個問題，可以説是中芯國際一直以來的隱患，從成立之初就一直有，説白就是公司治理問題，幾大派系各懷鬼胎，互相不妥協，這種狀況如果有一個強勢人物做平衡還好，要是沒有，內鬥就是避免不了的事。
2011年，江上舟生命的最後一週，還躺在病牀上用手機主持中芯國際董事會。但股東大會召開前夕，江上舟不幸病逝，這讓中芯國際原本隱藏在台面下的內鬥徹底爆發。
當時，王寧國是台灣派領導人。王寧國和張汝京經歷類似，都出生於大陸，在台灣長大，出國留過學，最後回到大陸發展半導體產業。楊士寧則是大陸派代表人，其背後靠山正是最新入股的大唐電信。
“堅決擁護王寧國”和“堅決擁護楊士寧”兩派展開激烈交戰，甚至愈演愈烈鬧出“逃税事件”，最終導致王寧國與楊士寧雙雙出局，兩敗俱傷。
後來董事會請來邱慈雲空降公司CEO和執行董事，有效地平衡兩派的紛爭，至此中芯內鬥吿一段落，但幾經折騰，中芯國際已經傷筋動骨，與台積電的差距也越拉越大。
所幸，邱慈雲的到來，把中芯國際的經營重心轉向更為務實的路線上，那就是暫時擱置燒錢式的先進製程研發，轉而專注於現有製程商業化，換句話説，就是先活下來，再“曲線救國”。在這個路線的指引下，中芯國際的虧損情況有了改觀。
2014年．規模達千億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掛牌成立，中芯國際也獲得鉅額資金扶持，這才逐漸走出陰霾。
03
“松”柏之志
站穩腳跟後，中芯國際再一次迎來變革，一切都源於立志成為全球頂尖級別半導體制造商的初衷，重啟先進製程的研發，成為頭等任務，而自覺已經完成歷史任務的邱慈雲，也功成身退，2017年，大陸背景的趙海軍接任了CEO一職。
此時，中芯國際迎來了一位重磅級人物——梁孟松。
梁孟松是世界級的半導體技術人才，手中有500多項專利，發表技術論文超過350篇。在台積電工作期間，他曾與恩師胡正明攜手成功研製鰭式長效應晶體管，這一項史無前例的技術帶領枱積電擺脱了美國相關技術的依賴。
不過與古代的那些能人賢士一樣，梁孟松是一個智商和情商都異常分明的人，作為技術骨幹，他的能力毋庸置疑，但是在情商方面，和很多牛人一樣，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堅持，甚至有時顯得與周圍格格不入。或許正因為如此，使得他明明勞苦功高，在台積電兢兢業業數十年，卻始終沒能晉升到更高的位置。
2009年，心寒的梁孟松選擇了離去。但是，技術牛人走到哪都吃香，他不知道的是，韓國的三星對他早已垂涎，重金厚祿，鞍前馬後，甚至不惜“利用”其韓籍妻子狂吹枕邊風，就是要把這個牛人招致麾下。
最終，梁孟松帶領團隊加入韓國三星，後者迎來技術突破，甚至彎道超車台積電，憑藉14納米工藝成功了拿下了蘋果A9處理器的訂單，而台積電採用的還是16納米的工藝。
這就讓台積電抓急了，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如同對待張汝京一樣，台積電對三星提出了訴訟，效果還不不賴，梁孟松與三星不得不終止了合作，不過此事也讓梁孟松對台積電徹底失望。
命運就是如此美妙，如若不是台積電步步緊逼，中芯國際又怎能有機會向梁孟松拋出橄欖枝呢？
而對於醉心於技術的梁孟松，始終想要在半導體領域有所建樹，正如他所説：
“我來中國大陸本來就不是為了謀取高官厚祿，只是單純的想為大陸的高端集成電路盡一份心力。”
2017年10月，中芯國際宣佈梁孟松任職中芯CEO，整個芯片行業再次沸騰。
梁孟松加入中芯國際的報酬並沒有在三星那般高，據美團創始人王興的透露，梁孟松把這比薪資都捐給了慈善機構。
梁孟松或許就是人們口中常説的那種“理科生”，他對技術有股偏執，即便待遇低也無所謂，他想要的只是一個能大展拳腳實現抱負的舞台。
梁孟松接手中芯國際後快速展開改革，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將低階28納米工藝多晶硅製程的良品率從60%大幅提升至85%以上。
此外，梁孟松認為既然中芯國際技術已經呈現脱節，與其按部就班，不如放手一搏：停止對28納米制程的後續發展，跳過中間代次，直接量產14納米制程！
這個建議在中芯遭遇到普遍反對，但梁孟松還是堅持了下來。
2019年上半年，梁孟松帶領研究團隊攻克14納米技術，幫助中芯國際在3年裏跨越了5代芯片技術。雖然14納米比台積電的5納米技術仍然落後兩代，但此次中芯國際飛躍14納米，相當於僅用3年就走完了台積電10年的路。
2020年7月16日，中芯國際在科創板上市，其不僅成為科創板最大的IPO，也將是A股10年來最大的IPO。
又是一切向好之時，中芯國際又“犯病”了。
2020年12月15日，梁孟松被曝在董事會上提出了辭職，原因明眼人都清楚，當日正是蔣尚義空降之日。蔣尚義先前也在台積電任職，與梁孟松關係不合，讓這樣一位高官空降，很難不説上層的“用意”。至於真相如何，外人不得而知，我們也只能大概去YY一下，或許是梁孟松情商太低，又或者管理層覺得無法控制，需要制衡吧。
不得不得承認，我國的企業“內耗”嚴重是普遍現象，中芯國際內部派系眾多，就更是如此了。這種背景下，最吃虧的就是搞技術、實幹的人。
好在事件在後續出現了轉機，梁孟松繼續留守了中芯國際。
其後，中芯國際也捲入美國實體清單，被美國設置很高的技術門檻，最知名的就是AMSL的光刻機遲遲買不到，造成7nm先進製程研發的“卡殼”，導致中芯國際只能退而求其次，啟動了N+1製程。
不過，國家的大力支持，半導體行業的週期上行，在歷經九九八十一難，中芯國際的發展也步入正軌。
2019年起，中芯國際利潤連續三年以超140%的速度增長，到2021年公司年利潤已達107.33億。
04
尾聲
"美國之子"巴菲特最重要的投資祕訣之一就是堅定的看好美國國運，這條法則帶他穿越了多個牛熊市，創造了在全球傲人的投資成績。
國運是什麼？
國運就是在某些特定的時刻，總有人逆境而生，為這個國家帶來希望！
哪怕整個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半導體產業都被海外壓着；哪怕地緣關係升温，諸國對中國展開技術封鎖，張汝京的無私奉獻、江上舟的鞠躬盡瘁，梁孟松的工匠精神，中國一代又一代人的前赴後繼就是希望。
張江過去二十年對芯片產業的持續投入，是中國芯片行業一步一個腳印邁進的步伐。以中芯國際為代表的一批公司的出現，也意味着海外對我們的“卡脖子”正在逐漸被打破。
只是，半導體制造的投入之大、回報之慢，不是一步兩步能追回。對於中國半導體，我們應該看到差距，更應該看到希望。
任何殺不死我們的，只會讓我們更強大。
“中國芯”仍任重道遠，讓我們再耐心一點。
全文完，感謝閲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