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科幻小說家Ted Chiang（《The Arrival》（異星入境）作者）在The New Yorker上撰文，試圖論證「AI無法創造藝術」。AI的出現為人類文明帶來前所未有的改變，各界亦一直在探索AI與創作之間的界線。藉此機會，亦想重新反思創作為何，人類在創作中的獨特性又為何？
Chiang在文章開首坦承不僅藝術的定義難以捉摸，藝術的好壞亦然。但他認為藝術是一連串選擇的過程，想法、字詞、不同的媒介，逐步選擇的過程本身才導致最後的成品構成藝術本身。然而，生成式AI大多數的創作過程雖然也有提詞以作框定範圍本身，但其創作的本身是透過過去積累的大數據本身，按照最大機率出現的選擇結果輸出，當中並沒有選擇的過程。
他言及，AI與藝術創作最大的衝突，在於AI試圖取消藝術創作過程的乏味與辛勞之處。電影導演Bennett Miller利用AI模型DALL-E生成了超過十萬幅圖片，從中不斷修訂、挑選生成的圖像，最後選擇了其中二十幅圖片，並在紐約畫廊舉辦名為「A Wild Wild Wind: Bennett Miller’s AI-Generated Art」的展覽。在下一個版本更新之後，Bennet Miller就無法採取同樣的方式創造圖像。Chiang認為，這是因為背後的公司Open AI的目的並不是要用戶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才能獲得成果，而是要讓程式生成的內容遠遠超過用戶輸入的內容。
基於這個論點，Chiang進一步指出，認為靈感勝於一切創作信念的人本質上對創作媒介並不熟悉，因為選擇媒介本身——如傳統小說、電影、攝影——是基於創作者看到了媒介本身的潛力，並希望自己可以充分利用這些潛力。靈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少的一部分。
他的論點點出了，觀眾對作品的欣賞不知出於理念，更與作品中呈現的作者的個性息息相關。在剛過去不久的巴黎奧運上，Google投放了一則關於人工智能Gemini的廣告。廣告中，一位父親使用Gemini來撰寫一封粉絲信，他的女兒將把這封信寄給一位她所仰慕的奧運運動員。一位媒體教授稱其為「我見過的最令人不安的廣告之一」。沒有人期待一個孩子寫給運動員的粉絲信會是措辭完美的；對於對於寫信的孩子和運動員來說，孩子的粉絲信的重要性來自於其真誠，而不是其優雅。
但他也承認，非所有的寫作都需要創造性、真摯，甚至特別優秀；有時候，它只是需要存在，例如滿足官僚需要的文章。然而，他認為，隨著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大型語言模型來滿足這些要求，這些要求最終會變得越來越廣泛。時代正逐步走向以人工智能的文本為溝通核心的溝通模式之中。這樣所導致的結果就是：生成式人工智慧成功地是降低人們所閱讀內容和我們為他人寫作時對自己的期望。這是一種根本去人性化的技術，因為它將我們視為低於我們原本的樣子：創造者和理解意義的人。它減少了世界上意圖的數量。
AI所創造的是否算藝術？
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1967年寫的一篇文章《Cybernetics and Ghosts》對此有近乎預示式的解答。
卡爾維諾認為，文學機器當然可以針對一個特定題材進行運算，但如果我們要求的是一個有詩意的、有文學性的效果，就需要這些運算落實到一個特定的人身上。這個人是一個經驗上的、歷史上的人，這個empirical and historical individual是人類的特點。身而為人，不只是我們懂得運算，而是我們活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生命都是在歷史裡面，基於這一點，才能產生文學跟詩意。
然而，AI作為大數據的集合，這些數據的來源也是源自歷史上活生生的人類經驗。我們大概難以否定，某種經典藝術模板的誕生是完全去歷史化的。AI透過大數據學習並讓其重現在當今時代之中，這樣又是不是一種empirical and historical individual的再現？
如據《The Verge》報導，藝術家 Sarah Andersen、 Kelly McKernan及Karla Ortiz 3人認為AI繪圖軟體在未經原創藝術家的同意下，透過網絡抓取他們的作品，以這些圖片資料訓練AI，讓繪圖工具學習各種畫風。 藝術家們認為這是一種「藝術竊盜」（Art Theft），創作者努力多年成就的藝術風格在短時間內就被AI模仿，甚至AI軟體還可以指定生成特定藝術家風格的作品，更被認為是「身分竊盜」（Identity Theft） 。
但這某程度也揭示出人工智能的限制，它只可以追及人類文明的歷史經驗，而永遠無法創造經驗本身。在Chiang文中最後提及，我們都是歷史累積的產物，歷史的意義由交互所產生。那些歷史在我們身上，未被述說以前是無人可知的，但正因透過與他人之間的互動，我們才將沈默的歷史從我們的記憶中帶入世界。
可以想像，未來將是人類文明與AI爭奪話語權的年代。我們不說自身的故事，故事將由AI所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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