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發生不少與精神病人有關的社會事件，令人擔心支援市民精神健康的政策是否有不足。就政府準備接受「健康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將「有條件釋放」條例，擴展到「自願入院治療」的精神病人。從原則和實際執行方面而言，市民大眾可以對此探討。
在原則上，通常入院接受精神科治療的病人有兩種：一是自願性，另一類是「強制入院」。「強制入院」表面看來是病人情况嚴重，但在一般臨床的經驗所得，實際裡的現象是五花八門，例如：有部分病人全無暴力傾向，但沒有「病識」（缺乏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患病，需要接受治療），認為身心健康，拒絕接受精神科治療；當中最明顯是妄想症的患者，或是嚴重抑鬱症的病人，還有躁鬱症的「狂躁期」，都可能會有這種思維。在上述情形下，精神健康服務專業團隊便會考慮發出强制令，使用表格123號，强制他們入院。他們未必有暴力行為，醫務人員只是著眼病人本身的安全。當然其中出現暴力行動的病人，強制令一定要切實執行，以保障社會的安寧。
另一方面，自願入院的病人並非全部都沒有潛在的暴力風險。他們入院接受觀察和治療後，經過精神科醫生詳細研究其病歷，如果發覺有某些暴力誘因，慎重衡量後，可能要特別處理，限制當事人的人身自由。簡單說，無論是自願或受強制下入院的精神病人，如果被檢查出有暴力傾向，都應該受「有條件釋放」條例的約制。
要評估病人有沒有暴力傾向，除了判斷他們當時的精神狀態外，還要考量其病歷（暴力前科和程度的大小），還要體察當事人的性格是否偏向「暴戾型」。其實，要適當處理這些問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需要多重分析及細心考慮。有些「法醫學精神科」專家，認為「衡量危險性是非常危險」，因為過程複雜多變，很容易會誤判而出錯。如果要準確評估某些病人出院後會否自殘或對社群產生威脅，的確需要有專業團隊集體作出決定，當中一要定有資深的精神科醫生（醫生接觸病人的時間較短）作為主導，所以要參考精神科護士和臨床心理學家的意見；甚至病人在進行職業治療師輔導時的表現，都是有用的參考；社工在家訪中觀察其家庭環境和與親人關係的報告也非常重要。另外，評估病人有無再衍生暴力的意向，研究其病歷是重中之重。
採取上述行動中，公營醫療機構中心需調動龐大的人力和物力，其中要委派一支專業團隊負責。現在公立醫院的醫生、護士、心理學家、職業治療師和社工，手頭上已經有超乎工作能力的個案，如要兼顧另外的評估，工作量就百上加斤，不勝負荷。在目前人手配對的情况下，要實踐當局的「新措施」，只會出現嚴重滯後的現象：團隊很難在同一時間去作出評估，遑論一齊開會討論，這樣自然容易有「過於保守」的決定。可見，政策的制訂和實際執行的配合未曾對準接軌，將來推行時必然遇到很多困難。
最後補充的是，無論病人是自願或被強制入院，精神科醫療團隊都會小心檢查他們有否存在暴力和自殺傾向。最近當局高調宣傳自願入院治療的精神病人，都會被「有條件釋放」條例所束縛，引起社會部分人士的誤解和焦慮。如果官員能以較專業的措詞去表述，當會減少疑慮和誤會：所有入院的精神病人，醫生和其專業團隊一定會詳細評估他們暴力傾向的程度，如有需要就會採取「有條件釋放」條例，作最有利的跟進。本人相信這樣的說法較容易為大部分市民所接受，也大大減少不必要的誤會和恐慌。
精神科專科醫生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
英國皇家精神科醫學院院士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精神科）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院士
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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