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一場新冠瘟疫，弄到世界變了天，顛覆了社會運作，破壞了正常的人際關係，摧毁了許多人的生計，也攻陷了許多地方的醫療系統。一如既往，遇到這類影響民生的「社會事件」，一定要揪出一些「話事人」來痛罵，消消氣，以釋民怨，政府和官員便理所當然地成了市民批判公審的對象。當然，有「黑臉」也要有「紅臉」，醫護人員救死扶傷，疫情下要照顧排山倒海來求醫的病人，確實辛苦，還要有犧牲精神，冒着受感染風險，鞠躬盡瘁，很自然成了萬民希望所託的「紅臉」英雄。疫情之初，世界各地都有向醫護人員公開致謝的活動，還記得英國首相染了新冠在家隔離，也要帶病在官邸門前，和群眾一起向醫護鼓掌致敬。近日電視不停播放的影視歌星群唱，和英國首相及群眾的鼓掌殊途同歸。
醫護為抗病毒廢寢忘餐，但疫情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抗疫工作變了曠日持久，市民為醫護打氣是應有之義；但似乎在大多人心目中，打氣致敬的對象只是醫生和護士，卻忽略了醫療體系中的許多無名英雄。
醫院裏除醫護外，那些病房助理、男女工人（阿叔阿嬸）、治療師、藥劑師、化驗師、放射技師、心理學家等，哪一個沒有為疫情付出？他們給予病人的照料可能沒有醫生和護士那麼明顯和直接，但都是醫療服務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其中的病房阿嬸，更是我自出道以來便由心底裏佩服的人物。
當年醫護人手比現在更短缺，市民大眾亦更依賴公營醫療，公立醫院經常有人滿之患。我實習時的兒科病房，上、下更都只有寥寥數名護士，通宵更更只有一名護士和一名學護，根本無法照顧大堆未有自理能力的病嬰和病童。那時還未有病人服務助理的編制，許多本來指定要護士肩負的工作，便落到病房阿嬸身上。那時沒有最低工資的制度，醫院阿嬸屬公務員架構裏最受剝削的一群，薪金微薄，每天都重複做他人不願做的厭惡工作，除了清理病人糞便、嘔吐物、血漬等穢物外，還要接觸大量有傳染性的病人和他們的體液，以及處理屍體。當年還未有廉政公署，每名病童入院時家長慣例要給收症的阿嬸3塊錢「貼士」，許多阿嬸便全靠這外快補貼家計。後來廉政公署成立，「貼士」絕迹，「高薪養廉」卻輪不到阿嬸的份兒，但我認識的阿嬸都沒有因收入驟減而有所怨言，仍是那麼敬業樂業，專業精神可嘉。
當年首次處理屍體 幸得阿嬸指導
還記得我在九龍某大醫院當實習醫生，第一次當夜班時，病房收了一個年約12歲的女孩，入院時已處於彌留狀態，進了病房不夠1小時已搶救無效，氣絕身亡。為了尋求病因，上司吩咐我在病人屍體上抽取血液、尿液及脊髓液作化驗及細菌培養，還要採集鼻腔、咽喉、耳窩和肛門拭子樣本作病菌檢測。這是我一生人第一次處理屍體，病房又忙於收症，那唯一的護士及學護騰不出手來幫忙，反把屍體推到病房最陰暗最少人的角落，以免驚動其他人。當我徬徨無計，不知如何下手之際，幸得一名阿嬸見義勇為，指揮若定指導我處理各項程序，讓我得竟全功，更消除了我第一次與屍體獨處的驚恐。
上述只是一個例子，唯望市民以後向醫護致謝時，不要忘了許多幕後英雄，包括病房阿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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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霍泰輝（兒科專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