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保瑞新作《九龍城寨之圍城》（下稱《九龍城寨》）有一句意蘊悠長的宣傳標語：「離不開，留不低」，點明離去與留下「之間」模糊、曖昧的狀態 / 地帶，不完全歸屬任何一方，以此形容昔日「三不管」的九龍城寨可謂再貼切不過。
影片改編自余兒原著小說《九龍城寨》，講述偷渡來港的落難青年陳洛軍（林峯）身手了得，因不願加入黑社會與大老闆（洪金寶）結怨，誤闖九龍城寨，意外被城寨話事人龍捲風（古天樂）搭救，在此結識了信一（劉俊謙）、四仔（張文傑）、十二少（胡子彤）等一眾好友。大老闆及其爪牙王九（伍允龍）覬覦城寨已久，陳洛軍的身世之謎牽扯出父輩們的一段江湖恩怨。一心為妻女復仇的大地主狄秋（任賢齊）被有心人挑撥離間，城寨陷入危機，一場奪寨與守寨、「父債子還」的惡鬥正蓄勢待發。
如果說，香港的定位一向是作為大國角力、地緣政治的邊陲 / 邊界，多元文化的交匯之地（70 年代被港英政府列為難民收容港），長久以來缺乏堅實的主體性與意識，那麼，龍蛇混雜、犯罪溫床的九龍城寨更屬「邊緣之中的邊緣」，是現代城市一個不甚光彩的「污點」，除了安分守己的城寨居民以外，諸如無證難民、罪犯、道友、妓女這些被主流社會排拒的邊緣人也被允許進入城寨謀生和居住。
九龍城寨自有一套區別於香港法律的「規矩」，而相比起律法的明文規範及經由制度認證的管治合法性，城寨不成文的「規矩」更講人情義理、煙火氣，保留某些約定俗成的傳統文化與習俗。但是，城寨裡濃濃的人情味，對仁義、親情、友情的堅守，卻始終面對多股外部勢力（港英政府、地主、大老闆）的環伺與威脅，陷於一種「將破而未破」的階段。
因此，整部電影不可避免的籠罩在「城寨將被拆除」這一既定事實的陰影之下。如今業已消失的九龍城寨（其遺址後來改建成九龍城寨公園），對一些上了年紀的香港人來說，自然是不可磨滅的經歷和回憶，但對大部分的年輕觀眾而言，光是能在這座密集、狹窄、髒亂的建築群裡生存下去已難以想像，更遑論是長期處於無政府狀態下的「罪惡之城」（很大一部分是口耳相傳、經過誇張渲染的都市傳說）。正是這樣「既近且遠、既遠且近」的距離感，創作團隊運用光影魔力，在重現城寨風物的過程中，得以擁有極大的自由度，同樣在寫實主義的市井人情，與武俠漫畫風格的誇張打鬥之間，建立起彼此貫通、野蠻生長的流動「縫隙」——樓房之間的狹長過道；牆壁上的刀痕；或騰飛或下墜的垂直空間⋯⋯
與《智齒》裡人物受重力所困，如爬行動物般匍匐地面生存（翻找藏在垃圾堆裡的破案線索）不同，《九龍城寨》喚起的是一陣強風（飛翔的慾望），各路武林高手乘「風」而起，穿梭於樓宇之間的天台、走廊、夾縫，上躥下跳、飛簷走壁，及後又被更為強大的外力追截衝擊而急速墜落，與懸掛於半空的物件相撞，承受身體各部位的連番痛楚。武術指導谷垣健治在演員套招的基礎上，將香港高樓林立的垂直景觀亦納入動作設計當中，讓人物充分利用狹窄逼仄的環境特點，擸起手邊的「架生」（如棍棒、刀劍、槍械、繩索），與來犯的強敵展開搏鬥。
在這其中，存在著介乎於圍繞真實環境的自由搏擊，與攝影棚內吊威也打造高難度場面之間的特殊性，這也是港產動作片黃金時代的不朽魅力——孰真孰假並不重要，關鍵是如何打得漂亮，打得好看。鄭保瑞和他的創作團隊再次將之發揚光大，但又不僅限於此，因為對瑞導來說，拳頭、暴力與動作從來就是不苟言笑的人物被投入極端情境後，為了生存而激發出的獸性本能，或藉以表達情感、慾望和衝動的有效途徑。換言之，瑞導的暴力影像遠不止於娛樂觀眾的動作奇觀，更是人物走投無路下的求生之舉，輔之以生理和心理上的劇烈疼痛為主導的感官刺激。
鄭保瑞過去著迷於人類的原始獸性、本能慾望，在他的作品裡往往存在著「兩個世界」：一個是釋放邪惡、接近抽象和概念化的「原初世界」——如巨型垃圾場、人跡罕至的寺廟（《狗咬狗》）、寮屋廢墟（《怪物》）、地獄邊境（《智齒》）；另一個是帶有特定地理坐標的真實空間（香港），即滋養罪惡的「派生環境」。人物深受「匱乏」困擾，為了永遠不可能被滿足或實現的內在慾望和衝動，只能夠在條件極度惡劣的情境裡，瘋狂掠奪生存所需的碎片與資源，一旦窮盡當前環境所有，便立刻轉移至下一個情境，並最終來到邪惡源頭、亦是匯聚所有慾望與衝動之地，結束自己的生命。
《命案》之前的瑞導並不關心命運如何運作、人類對宿命論的信仰與質疑，命運／宿命只是充當人物不可逆轉的墮落過程中，一個持續衰退崩解的隱性時間符號，自我毀滅的死亡（衝動）或「以命換命」是唯一結果。而《命案》清晰體現了鄭保瑞的影像風格以至創作心態上的漸變：命運不再只是可有可無的衰退時間符號，而是把它當作電影的核心命題予以重視，並進一步想像社會底層的螻蟻不向命運折服、頑強生存的可能性。
鄭保瑞在《九龍城寨》延續了《命案》懷疑宿命、對抗命運的主題探討。一方面是對「父債子還」宿命的質疑，陳洛軍沒有被上一代的恩怨所影響，「父親與我無關」的反骨之心貫穿始終；受到「殺父仇人」龍捲風的接濟，陳洛軍深深感激其恩情（沒血緣聯繫的大佬比生父更親），甚至甘願唯其馬首是瞻，絲毫沒有想過報仇一事。對比叔父輩的狄秋，困於傳統家庭價值的牢籠無法逃脫（「冤冤相報何時了」），尤其當後者上門尋仇時，陳洛軍是從強烈的求生本能出發，毫無顧忌的應戰，基於血緣、家庭關係的價值觀與罪惡感在此徹底失效。另一方面，下一代雖然無力阻止城寨將會消失的命運，但到最後仍然選擇在影片所指向的那個「當下」義無反顧地守護家園。這是他們在明知天意不可違（「整定㗎」）的情況下，勇敢做出忠於內心的積極選擇，並主動承受與之相應的代價。
進一步說，鄭保瑞在近期作品中表現出的「積極」、「樂觀」態度，也讓以往「兩個世界」的結構發生了變化，不再那麼涇渭分明，而是處於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的關係，場景、人物、動作在抽象與現實之間流動。譬如《智齒》是把香港想像成臭氣熏天的垃圾堆填區 / 地獄邊境，這樣的構想便已兼容了原初 / 派生環境；現實、自然主義與超現實主義（在《命案》有著更為明顯的表現），人物無需後退到一個外在的、割裂的慾望 / 邪惡之地（如《狗咬狗》把最後的決戰安排在柬埔寨偏遠地區的無人寺廟）。在瑞導看來，香港是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地方，任何層面的寫實與幻想都可以在這片土地達至互融（又留有最低限度的空隙），和諧共存。
正如前文所述，《九龍城寨》在城寨居民的生活剪影，與天馬行空的武打纏鬥之間，成功開闢出兼收並蓄、不斷變化的流動空間——城寨四子對決王九的最終戰，刮起一陣偽裝成意外的龍捲風，不就是在夾縫之中才有的奇跡嗎？城寨就是香港，香港就是城寨，「它」可以是骯髒混亂、死亡如影隨形的罪惡之城，但在鋼筋水泥的重重環繞之下，卻時刻迸發出豐沛又堅韌的生命力，默默守護那些即將消失的東西與記憶。
廢墟之上盛開的花朵，夕陽下劃過城寨的飛機，相信是鄭保瑞最想送給香港人的禮物。
（標題為編者所擬，原題為《離不開，留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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