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歲的John Chweya談吐溫文，沒想到他在肯雅當了近二十年的拾荒者。
跟John認識，是在三月底的減塑會議上。從前他會爬上非法垃圾場的垃圾山，垂下繫着磁鐵的繩子「釣」金屬，每一公斤賣得五肯尼亞先令，還不到兩毫半港元。隨着可樂、雀巢等國際快銷產業大舉改用即棄塑膠包裝，飲品膠樽已取代金屬，成為當地拾荒羣體重要的收入來源。
這些國際大企近年紛紛喊出響亮的減塑目標，這背後往往由世界各地的拾荒者默默擔當起看不見的支柱。這說法並不誇張，聯合國指出，全球60%回收廢塑料都仰賴拾荒者從垃圾堆中拯救出來。
無奈是，拾荒者是「幽靈工人」：未被認可、得不到保障、遭受歧視。他們活在有毒廢棄物和燃燒塑料的煙霧中，不少淪為肺部疾病和癌症的受害者。生存條件糟糕，卻無法享用醫療保健。
我想起台灣作者孫心瑜的無字繪本《香港遊》，書中每一頁都有熟悉的我城景點，但暗藏其中，總有僂着背低下頭、用乾癟雙手拉着廢紙箱的長者身影。拾荒羣體擔起重要的減廢功能，理應受到肯定。可惜撿破爛一直被當作「非正式經濟」，不受重視，政府和正規資本都不想介入，更遑論提供福利保障。政府不介入，因為管理成本太高；資本不參與，源於利潤太低。
國際間管理飲品膠樽，最成熟的做法是「按樽制」，即購買飲料時預繳押金，回樽時贖回，無損荷包。我們做過調查，為增加回收誘因，按金訂價港幣一元的成效最大。假如有人「唔志在」押金而棄置瓶子，拾荒者、清潔工或基層市民便可補位「守尾門」，獲取有尊嚴的收入。
不過，由本港飲品商成立的倡議團體力推「回贈制」，市民每交回一個膠樽可獲五仙。看似不必付出反而有錢落袋，但金額卻只有按樽制的二十分之一，試問它能發揮多大的回收誘因？偏偏環保署看準基層勞工無議價能力，附和飲品生產商的「出手低」。有數得計，為了一個6.5元的雞尾包，拾荒者得彎腰執撿130次，何其涼薄。
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UN-Habitat）比較有良心，去年十一月發表報告《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Leaving no one behind），提及全球大部分地區的廢物回收狀況欠佳，若非有數百萬「非正式垃圾回收業者」（IWRS），污染壓力將更大。選在那時發表報告，是為了趕及聯合國全球塑料污染公約首輪談判，敦促與會各國關顧靠回收塑膠謀生的邊緣人，「並致力率先幫助最落後的」。就是說，拾荒羣體為社會拯救資源、提升公共衞生、也節省了公共成本，如果政府繼續把他們當condom那樣用完即棄，實在太不該。
你可能不知道，五月底在巴黎展開的第二輪談判，其中一項重點議程，便是促進「非正式垃圾回收業者」的「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以實現「人人享有體面工作、社會包容和消除貧困的目標」。這的確是一種進步：塑料污染不再只是環境問題，同樣是人類的問題。
Maimunah Mohd Sharif任檳城市長時，曾經示範過這樣的公正轉型：政府為拾荒者提供有照片的身份證，方便他們獲得醫療保健等福利。如此簡單的舉措，既增加工作保障，也把回收率從15%大幅提高至56%。Maimunah 現職UN-Habitat秘書長兼執行主任，繼續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使命。
至於在肯雅拾荒的John Chweya，則會代表其領導的拾荒者合作社出席第二輪談判，確保廢物回收者的角色和貢獻，不被視為理所當然。
回到香港，未來的飲品膠樽回贈金額，可以不涼薄嗎？拾荒者不在紙皮上淋水之餘，回收商可以不呃秤欺壓人嗎？政府可以提供合理的廢品暫存空間，而非一味驅趕嗎？能為拾荒者提供基本福利保障，讓老有所養、基層有所依嗎？至於普羅大眾若真要棄置回收品，可否盡量乾淨回收，減少清潔工或拾荒者的衞生風險？
記得我家孩子唸幼稚園時，有一個「謝謝你們」的學習單元，謝謝警察、消防員、清潔工人等。我們不妨也謝謝街頭巷尾的拾荒者，畢竟公正轉型用白話講，不過「尊重」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