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可能是）堅盧治（Ken Loach）的告別作，《讓我們酒在一起》（The Old Oak）幾乎擁有所有堅盧治電影的特色：關注弱勢社群及勞工階層的議題、清晰的政治立場、素人演員本色出演，及平實客觀的拍攝風格。但對比前作《對不起，錯過你》（Sorry We Missed You）低下階層被困在貧窮循環裡的無盡辛酸，《我，不低頭》（I, Daniel Blake）對荒謬的官僚和福利制度的怒吼和反抗，《讓我們酒在一起》裡的情緒顯然更加沉穩內斂，以充滿關懷、憐憫和溫暖的角度探討棘手的難民議題。電影有一個有趣的設定——主角 Yara 是個酷愛攝影的敘利亞難民少女，因此電影除了導演的主鏡頭，我們還可以透過 Yara 鏡頭下的視角觀察難民族群由被疏遠、排擠和攻擊，到逐漸被理解、包容和接受的動人過程。
事實上，鏡頭不僅是記錄生活、留住記憶的工具，是人在面對壓迫與災難時抵抗發聲的武器，更是在艱難時刻凝聚人心的堅實力量。電影開首以 Yara 的鏡頭視角呈現，我們看到她拍的黑白照片，無一例外全是充滿敵意的臉孔，伴隨無盡的謾罵和歧視聲音，只因她和家人朋友全是剛到達這陌生英國小鎮的外來者。但就在我們為 Yara 遭受的不公感到不齒時，堅盧治卻把鏡頭切換到聚集在老橡吧裡的本地人，讓我們看到他們討厭難民的真正原因——這個昔日礦業小鎮經濟衰退、失業率高企、房價大跌、公共設施和學校被迫關門，連孩子也無法填飽肚子；他們的處境同樣艱難，連生活也無法得到基本保障，滿腔怒火鬱悶無處宣洩，只好找比自己更加弱勢的難民社群為替罪羔羊。
《讓我們酒在一起》裡面很重要的訊息是它並非主張盲目的 charity（慈善），而是 solidarity（團結）。電影令人揪心的一幕，熱心的老橡吧老闆 TJ 向難民派發物資，站在一旁的本地小孩一臉落寞地問他，為何難民小孩有單車，而他卻沒有。電影裡 TJ 多次提及 1984 年的礦工罷工事件，雖然罷工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但也成功為社區帶來一段團結一致、守望相助的時光。多年後的今天，TJ 亦逐漸明白單方面地幫助難民只會加劇社區分化，他要做的應該是讓難民的到來成為重新凝聚社區、連繫人心的契機。
Yara 的第二次鏡頭視角出現在電影的中半部分——她帶領難民團體在老橡吧的後廳準備了感謝環節，並播放了一系列她拍的照片。電影裡 Yara 每天走訪髮廊、到運動場和街頭拍照，不僅是想記錄周遭的人和事，更是想為生活留下一份憑證，正因影像是對抗戰爭、死亡與虛無的力量。就如紀綠片《致莎瑪︰敘利亞家書》（For Sama）母親為女兒保存真相與記憶，家鄉敘利亞終日戰火連天，生命脆弱如螻蟻，存活成為一種奢侈，唯有鏡頭能永久留下生命的痕跡。但這次在 Yara 的鏡頭下，所有人臉上都掛滿笑容、神情輕鬆、充滿善意，與她一開始捕捉到的表情大相逕庭，可見本地人對於難民的態度轉善，兩個族群在 Yara 和 TJ 等人的努力下已開始慢慢融合。
然而，Yara 始終與其他人保持一個鏡頭的距離，因為她深明和平只是一個脆弱易碎的表象，一枚小小的砲彈足以磨平一座城、摧毀千年以來無數人的血汗淚水。正如 TJ 帶她去參觀杜倫大教堂（Durham Cathedral）時，她想起那座再也無法看到、被伊斯蘭國摧毀的帕爾米拉（Palmyra）古城；這也恰好預示了後來 TJ 和 Yara 等人辛苦建立的社區飯堂，因為反對難民的 Charlie（Trevor Fox）等人的惡作劇而毀於一旦，所有努力付諸流水。
雖然堅盧治的電影鮮有大團圓式的樂觀結局，但他總會在最後埋下希望的種子。在電影的結局部分，Yara 身陷牢獄的父親在故鄉不幸離世，小鎮上的居民紛紛前來悼念，人數之多讓因社區飯堂關門而鬱鬱寡歡的 TJ 也深受感動。此時我們再一次看到 Yara 取出相機，但她並非想拍照，而是把相機放下；這次她毋須站在鏡頭後，也能看到眾人臉上同樣痛心疾首的表情。她張開雙手擁抱每個前來與她一起悼念的人，因為她已經真正地融入此地，真正地與眾人成為不只同喜，更能同悲的朋友。正如堅盧治在《讓》於康城影展首映時說：「我們想拍一部關於希望的電影」，在他長達六十年的電影生涯裡，他始終堅持為社會備受壓迫的一群發聲，以悲憫情懷捍衛和高舉人性之善；而這份堅持，正是這冷漠殘酷世界裡最需要的點點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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