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一般普羅大眾曾經認為化學跟自己的關係應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反修例運動期間警方施放大量催淚彈驅散示威人士，人稱Dr. K. Kwong的「香港化學教父」鄺士山博士以科學角度解構催淚彈成分以及對人體的影響，隨後新冠肺炎爆發，他又極速研發出只需替換濾芯便可循環再用的「HK MASK」，並於網上公開製作方法，呼籲全民DIY及加以改良，期望香港人以至全世界再也不用搶購口罩。
一時之間，K. Kwong這種毫不藏私、「貼地」以及以科學為基礎的直率敢言，令化學與人類的關係變得息息相關，亦幫助香港人在「一罩難求」的困境之下穩住陣腳。K. Kwong在矢志成為科學家時許下「以科學拯救世界」的豪情壯語，絕非空談。
鄺士山在香港中文大學以一級榮譽畢業，完成博士論文 後曾擔任大學講師，後成為著名的化學科補習天王，是不少莘莘學子的偶像。很難想像擁有如此輝煌履歷的學者，竟曾是老師眼中的搗蛋鬼。
K. Kwong回憶道:「我從來不是一個愛讀書的人， 卻喜愛閱讀。我熱衷的東西往往是書本中找不到的，對教科書的內容不感興趣，卻自小養成自己找課外書閱讀的習慣。我問的問題，老師很多時無法解答，例如我會問:『為何男生和女生要使用不同的空間如廁?』老師答:『因為男女有別。』我追問: 『男女有何不同，為甚麼不能一起上洗手間?』老師答:『因為男和女在同一空間如廁，會看到彼此的器官，這樣不好。』我再追問：『那為甚麼男生看到男生的器官就可以?』我不是故意無事生非，而是真的不明白才問，老師無法解答，我只好轉向書中尋求答案。
小時候太頑皮了，也沒有幾個朋友，於是更願意呆在圖書館裏，自由自在地看書，漸漸便養成了自學的習慣。我的學術成績一向不好，唯獨擅長美勞和繪畫，經常奪獎，可惜單靠藝術找不到生活。」
最老套的辯論題目「中學生應否談戀愛」，對K. Kwong來說完全不是謎，後來懂得發奮，也是受到「異性相吸」的原理刺激。
「我總是喜歡那些在英文名校讀書、出口成文的女孩子，並肩進步，把大家的距離拉近，一直是推動我發奮的動力。少時家貧，但由於口齒伶俐，也結識到不少上述的鄰校女生，雖然志趣相投，但由於環境差異，始終覺得有隔閡。我思慮良久，還是覺得應該上進努力地讀書，專注發展一門長遠事業，提升自己和家人的社經地位，改善了生活，才更有能力追求戀愛。雖然深知自己不是讀書的材料， 但料想到自己的長處是專注和有毅力，總是可以花上比常人更多的時間看書，便奮力發揮這點特長，希望能迎頭趕上。
後來我哥哥升讀香港中文大學，更推動了我要讀大學的決心。而當我一旦下定決心要做好一件事，就會竭盡全力。當時我每天凌晨三、四時起床溫習，晚上八、九時便上床睡覺，以免因為沉迷電視節目而分心。以這形式努力了六個月迎戰會考，順利在九龍工業學校升讀中六。當時發現身邊同學皆成績優異，更激勵我發奮圖強，哪怕是走路上學途中，腦海中仍會不斷重溫早前溫習的內容。
一年之後，我就考入了中文大學。本來心儀物理科，可惜成績不達標，終於選了化學， 沒料到第一次考試便得到全級第二，頓時發現自己有讀書和預測題目的天分！此後求學之路堪稱一帆風順。在大學念書很適合我——喜歡讀甚麼就選修甚麼。小時候常常作弊，到了大學不再作弊，卻發揮預測題目的技能。例如我知道教授擬定考試題目時會參考學術期刊，我會留意哪些頁面邊緣變灰，便知道他翻閱過哪些內容，會擬定哪些題目。」
K. Kwong作為「非常學生」，最後卻投身教育。他分享道: 「我很喜歡教人，也就是以自身體悟感化他人。我只是一個平凡人，但即使是平凡人都可以有所貢獻。我出身市井，但誰說市井之徒不可能成為大學教授、不可能出類拔萃？自小的經歷教曉我各種解難方法，而教書就是教他人如何解難。我大學一年級便開始在夜校教書，體驗到教學的滿足感，三年級就開始替人補習，賺取不錯的酬勞。
一九八零年，我轉到香港大學念博士，開始做研究。當時我看到世界有許多問題，覺得可以透過科學研究去為拯救世界出一分力。科學可以解決問題：先有假設，然後做實驗去證實假設的真偽，從而改變理論。我想成為科學家，但後來意識到自己的數學訓練不足，無法深入研究物理，物理知識不足，便研究不了量子力學，而很多深入的化學研究其實都需要懂得量子力學。無法深入做研究，意味着一個科學家的壽命畫上終結，但我轉念一想，我口才好，擅長說服他人，自己成不了科學家，何不教人成為科學家？這其實也能實踐我心中理想：以科學拯救世界。結果發現，我的確很適合教學，故此一直透過教學實踐當初的科學夢。」
K. Kwong教導過無數學生，但真正得他長期貼身函授的肯定非其女兒莫屬。「女兒已經畢業，當了多年醫生。自小，我不會為她界定哪些知識是可以學，哪些是不可以學，也不會視乎她的年齡，總之她想學的，我就會教。
她從小會問一些很難回答的問題，有些是關於科學，有些是關於邏輯，有一次她指着一隻小鳥問:『為甚麼麻雀不叫普通雀？人可以叫普通人，為甚麼麻雀不叫普通雀?』我會嘗試回答她，或是一起討論。在她念幼稚園時，我發現她已經知道零的概念，心算也不錯，就教她聯立方程，她也很快就學會了。
這與天賦有關係嗎？天賦可能是主要的因素，但是後天的訓練也重要。我的方法很大部分是一邊玩耍，一邊教育。我也喜歡問她很多問題，讓她思考，例如到公園玩耍時，我會指着休憩設施問她：『為甚麼桌子會有縫隙?為甚麼椅子會設計成一格格？』她自小就明白觀察的重要性，對身邊的一切都覺得有興趣。到她升中學時我已經沒有繼續教她，因為她會自己閱讀，大概中一的時候她已經比我厲害，會自己寫程式，參加比賽獲獎。她跟我一樣喜歡自學，我們的共通點是不會排斥與自己不同的東西。我們會否定它、拆解它，但是不會不研究它。有些人排斥一些東西就不會去研究，但我會研究為甚麼我會不喜歡，這是科學家精神。」
K. Kwong接觸的學生很多，他認為嬌生慣養是窒礙小朋友學習其中一個最主要因素:「一支鉛筆摔斷了，家長就馬上買一支新的，而我就會教孩子用紙包着鉛芯繼續用。一支筆有自己的存在價值，掉在地上斷開了，如果扔掉的話，那它的價值還沒有發揮出來，你要做的是延長它的壽命。
環境富裕的家長更有一個缺點，就是把子女交給別人教導，找最厲害的人去教導，自己卻一無所知。其實子女會向父母學習，會模仿與他們一起生活的人。我覺得所有家長都應該從小陪伴子女學習及玩耍，孩子有甚麼不懂，家長要想辦法親自回答他，而不是找其他人代答。就算你不懂，也必須先找個人來問，自己學懂了，再回答孩子。由父母去教導，比其他任何人來得要好。
大部分家長都很忙，我很明白，因自己也曾經在女兒成長期時一周上班七天，幸好太太教得好，而我有時候也會跟女兒聊天及玩耍，跟她一起玩電子遊戲，玩到她自動說不玩了，要去讀書！很多家長可能比我當時更差，甚麼都不理，只問孩子為甚麼考得不好，叫他們努力一點。有些家長甚至一定要子女考第一，考第一有甚麼缺點?就是不夠『貼地』，不懂得從下而上的角度去看事情。一開始便給孩子最多的資源，其實不利於他們學習。我教書成功，是因為我從甚麼也不懂爬上去，這個經歷讓我知道怎樣學習。
小時候家裏很窮，我要到社福機構排隊領取他們派發的木顏色筆，只有三種顏色：黃、藍和紅。其他小朋友買的木顏色有十二種色，但是最後我畫畫比他們漂亮，因為我發現可以把顏色混合，而他們卻不懂混色。越惡劣的環境，就把我們訓練得越強，但有些人不是這樣，可能會因為只有三種顏色就放棄畫畫。」
K. Kwong口中時常提到科學精神，到底是甚麼一回事?科學頭腦又是否人人都有呢？他表示：「科學頭腦是訓練出來的。第一是要學會懷疑，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不懂得懷疑，便不懂得批判。例如我說你的口罩戴錯了，上下反轉了，你不會聽到就相信，你會懷疑：明明鐵絲在上面為甚麼會說我錯呢?我從小到大都覺得要批判才會找到真理，也不要盲目相信權威，因為權威也有盲點。我經常侮辱一些不科學的東西，這是我的特性。不科學的人會說:『明天太陽一定會出來。』你可以說他有科學根據，但不是準確。科學的人就會說明天太陽幾時幾分幾秒會出現，因為是可以計算出來的。我責備學生時問他們可不可以認真一點? 他們說可以，我叫他們與其口說認真，不如告訴我甚麼時候會做。科學人是講數據的，而不是一些空泛的東西，空泛的東西比較低層次。」
後記
K. Kwong最初踏足科學是想拯救世界，這個初衷從沒改變，最近在爆發「口罩荒」時極速研發出「HK MASK」，亦是利用科學這個工具來幫助人類，可惜香港的科學教育卻越來越遜色。 K. Kwong表示：「香港近年的政策急功近利，抱着一種『如果沒有即時效果就先擱置』的心態。一直以來香港都沒有人製作口罩，疫情一爆發，市場上的口罩便立刻出現短缺。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口罩中間那層物料，有甚麼要求？香港從事塑膠業的人很多，卻沒有一個工業家能夠回答。為甚麼幾十年前的產品，現在卻沒有人懂得當中的科學？因為沒有接班人，因為口罩不賺錢，由於急功近利，就連最基本的科學知識都欠缺。
英國人的基礎科學和數學教育十分頂尖，當我還是學生時，數理化教育分得很仔細，教師們也十分強調這方面的知識。我還記得當時我們需要學習邏輯，即是基礎數學的一種，但是現在香港教育制度中沒有這些東西。科學教育也同樣遭受『急功近利』的思維影響——讀科學能賺多少錢?現今社會普遍根據金錢和收入來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幫助他人解決問題也是成功的一種？我常說科學家看到的和一般人看到的不一樣，一般人看到全球經濟衰退，但我看到的是溫室效應加劇會導致北極凍土釋放大量古代細菌病毒，沒有抗體的現代人接觸到的話會造成大量死傷。科學家永遠會有科學家的煩惱，大部分人都把金錢看得最重，但亦有很多東西是金錢無法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