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段訪問鄭保瑞導演的影片，片中鄭保瑞強調自己作品永不會離開類型片的框架，他會嘗試從中尋找空間表現個性，但歸根究底電影的娛樂價值才是核心——如警匪片必然會提供飛車追逐的動作娛樂、驚慄片則要令觀眾心生恐懼——滿足觀眾（消費者）及投資者的需要。此話少不免證明了上一輩電影人輕視觀眾的態度，像馴獸師以適量的食物獎勵困在動物園裡的動物，確保牠們繼續聽話表演。對長期浸淫於娛樂至上的香港電影圈的導演，我們都被淺化成不求甚解的動物。幸而，我們仍可以選擇尊重觀眾智慧、體面的美國類型電影，我說的是 Scott Derrickson 的新作《接駁靈聲》（The Black Phone）。
《接駁靈聲》改編自導演兒時讀過的同名短篇小說，以 70 年代的美國小鎮為故事背景，鎮上出現一個專門擄走男孩的拐子佬「The Grabber」，全城人心惶惶。在學校常被惡霸欺負毆打的主角 Finney，某天不幸被擄，關進重門深鎖的地下室。作為一部恐怖 / 驚慄類型片，《接駁靈聲》齊備典型的戲劇元素：校園欺凌、猶如魔鬼般戴著面具的反派、逃脫密室的情節、警察追捕疑兇的段落，無一不是常見的電影套路。然而，在通俗的表面下卻埋藏了 Scott Derrickson 對過去時代的看法，他對當時盛行的暴力風氣與社會強調的男子氣概，是有一點話要說的。
普遍商業電影習慣簡化人性的好壞，欺凌主角的一方總被塑造成討厭的反派，虐打主角的親人總是死不足惜的壞蛋，擁有類似劇情設定的《接駁靈聲》卻不盡如此——暴戾的惡霸可以成為拯救主角的關鍵、脾氣乖戾的父親也有與兒女心平氣和相處的時刻。推而廣之，電影充斥各式各樣的暴力，包括主角同輩圍觀的校園打鬥、惡霸們圍毆 Finney、父親用皮帶體罰女兒，這些暴力行為都並非判定他們本性的事情，反像是一些沒有後續影響的日常瑣事（欺凌者沒有因此受罰、Finney 父親也沒有因鞭打女兒導致彼此關係惡化）。
電影其中令我印象難忘的一段是 Finney 遭惡霸們拳打腳踢，細妹 Gwen 從後趕到，拾起地上一顆重量甚具威脅性的石頭，摔破其中一位惡霸的頭殼，害他流血不止。最後始終寡不敵眾，她只好坐在一旁等候欺凌終結。有趣的是，在她旁邊坐著的正是剛才被她打破頭部的男孩，血流披面、一臉驚慌地呆望同伴毆打 Finney。兩人痛苦而無奈的表情像是戰場上敵對的兩國士兵，正為不知甚麼理由而傷害對方，而此刻只想休戰。
後來 Finney 被困於 The Grabber 的地下室，收到來自靈界的電話，話筒裡的另一頭有他的朋友，也有好勇鬥狠的街童，他們提示 Finney 安全脫險的方法，鼓勵 Finney 為自己出頭對抗壞蛋。在眾亡魂的支持及無情的環境氣氛影響下，Finney 最後由弱小的被害者蛻變成勇士，反客為主讓 The Grabber 被困地底，更決定用電話線勒死毫無還擊之力的 The Grabber。
《接駁靈聲》巧妙在於身處其中的惡霸及被欺凌者，沒人質疑過打架的原因及正當性，彷彿因為天生身型細小，就注定成為被揍的一群，反之亦然。在他們所屬的 70 年代，暴力是證明自己及製造權威的唯一手段。所以將 The Grabber 狠狠殺死的 Finney，回校即成為眾人談論的英雄， 變得充滿自信。故事沒有為 Finney 突然變得暴力的行徑作道德評論，因為在那個時代，作為男性必須勇敢和強壯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與認同。
《接駁靈聲》不其然讓我想起 Richard Linklater 的《阿波羅 10 號半：男兒當升空》，無獨有偶，兩片也忠實地描繪已然逝去的時代，不會用現代人的角度修正歷史所承載的社會風氣。電影刻意省略道德教訓，反而驅使我進一步思考銀幕上發生的一切，尤其是 Finney 在殺死壞人後取得自我認同，那種豁然是否會為他帶來正面的成長？電影落幕後，我一直在想這回事。
Scott Derrickson 在訪問中被問及未來的電影計劃，他回答說：「我不在乎電影的規模大小。對我來說，故事和劇本才至關重要。」從《接駁靈聲》每個精心設計的場面調度，透過克制的鏡頭運動聯繫主角與靈界的鬼魂，像是提醒觀眾他們一直都在，跟 Finney 一同相信幽靈的存在，成功兼顧恐怖片傳統及故事的主題意義。
相比文首處處強調電影商業價值的鄭保瑞，Scott Derrickson 相信故事才是電影的核心。同樣資歷深厚的兩位電影人，抱持著截然不同的創作態度。在我看來，後者更值得觀眾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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