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談談三位新人，陳濟舟、李奕樵和余婉蘭。三人都是寫小說的，而且都是第一次出書。早前在台北書展前後碰到他們，陳濟舟和李奕樵是新認識，余婉蘭則是久別重逢。陳濟舟來自四川成都，在新加坡完成中學和大學，現為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系博士生；李奕樵是台北人，大學念數學，自學成為資訊工程師，同時熱中寫作；余婉蘭是香港人，在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畢業，曾經修讀我教的通識科香港文學欣賞，畢業後當過記者。三人的背景不同，經歷各異，唯一的共通點，是拿着自己的新書的時候，臉上那既興奮又靦腆的神情。
在書展會場裏，陳濟舟和李奕樵不約而同地穿上黑色皮褸，遠看有點像兄弟，或者某秘密社團成員。陳濟舟師從王德威教授，外貌一表人才，說話溫文清朗，既有學術底子，又有文藝氣質，屬於穩中求勝型。李奕樵要不沉默不語，要不語出驚人，思維明顯比語速更快，唯有輔之以熾熱的眼神和迅疾的手勢，是外宅內霸型。遇到余婉蘭是在書展外的一場對談會前。幾年沒見，她的頭髮留長了，為那張娃娃臉增添了些許日子的重量，陰柔中有倔強，是顏稚心老型。匆匆一遇，沒有機會多聊幾句，只是收下她送來的新作。
回港之後，斷斷續續交替讀着三人的書。三本小說無論在題材和風格上都迥然不同，顯現出三種殊異的性情和取向，而閱讀狀態也因此需要急速切換。我一直在想，他們明明是同時代的年輕文學人，為什麼距離卻是如此的鴻闊，幾乎找不到可以接縫的地方？難道單單就是地域和文化差異的使然？剛巧我最近在思考後人類的問題，突然靈機一動，發現他們在底層其實存在着隱密的關係──三人分別書寫了「前人類」、「人類本位」和「後人類」的三種存在樣態。
余婉蘭的《無一不野獸》擺明車馬寫人的獸性，包括性欲和肉體暴力。但那不是簡便的對父權的批判，或者對女權的舉揚。她更執着的是從女性的角度和感官，去接近人和獸的邊界，或者揭示出根本就沒有所謂邊界的存在。那是深入人的身心荒野的冒險，看得人驚心動魄。而野獸也不一定是貶義的，它只是人作為物種的本相而已。無論如何披着文明的外衣，原始的本能和欲望依然驅動着人的行為，締結或破壞着人與人的關係。就文體而言，余婉蘭的小說是抒情的，但那是一種散發着血腥和體味的、被陰鬱的夢境和潮濕的記憶所籠罩的「前人類」抒情。
不是說陳濟舟的《永發街事》沒有書寫欲望。此書由多篇場景設定於新加坡中峇魯永發街的故事組成，編織出多段命運交叉的異性或同性情愛關係。作者以上乘的描繪力，精巧細緻地呈現出時、地、人、物的確切面貌。說故事的語調靈活流麗，抒情的文字綿密婉轉。更強烈的是擬寫史地人文的野心，以街寫城、以城寫國、以至於跨國族的世界性的意圖。書中處處流露寫實主義的人文關懷，對人間種種風流世態予以理解和同情。街事即人事，即人類組成文明社羣並且締結各種性別、階級、種族關係的歷史。所以，《永發街事》是屬於「人本」或「人文」時代的叙述。借用尼采的說法，就是”human, all too human”了。（此處沒有貶義。）
在同時代的台北，李奕樵卻抽空了前人類的欲望和人類本位的歷史，或者將之置入括號，以模控學（cybernetics）的方式，把社會和人際關係置換成資訊交換和程式編寫的遊戲。與其把《遊戲自黑暗》中的短篇界定為科幻小說，不如把它們理解為文學化的編程，或者編程的文學化。當中的核心概念「遊戲」並非狹義的電玩，應泛指一切系統的結構、規則和運作方式，無論是國家、軍隊、學校、家庭，或者是寓言式的「船」或「房間」。在此間「神」不是某特定的最高權威，而可能是系統中之系統、遊戲中之遊戲的，無以名狀也無法認知的最高位階結構。李奕樵的風格既非抒情，也非寫實，甚至不是超現實，而是高度的邏輯化，也即是思辨化的語言。到了一個極致的程度，成為了荒謬、嘲諷、滑稽和虛無。《遊戲自黑暗》的科幻性不是故事內容上的，而是語言風格上的，更加是思維邏輯上的。它是我讀過的最能貫徹「後人類」特徵的華語小說。
這個「前—中—後」三部曲的解讀，並沒有高低優劣的區別。我只是驚訝於三本書幾乎可以完美地嵌入人類歷史的三個階段，或更正確地說，三個面向。所以我並不是說《無一不野獸》的取材已經過時，或者《永發街事》的角度不夠前衞，或者《遊戲自黑暗》的文體欠缺人性。也許，無論是「野獸」、「人文」或「遊戲」，既是互相衝突、互相解構，也同時是互為表裏、互相滲透的。三位新人只是從不同的出發點，去探索人類史中最重大的謎團，也即是「人為何物」這個根本問題。總的來看，它們可能是同一時代、同一文化氛圍下的迷惘和衝擊的不同顯象。當然，這也很可能是像我這樣的一個沉迷於某些主題的讀者，所作的誇張失實的穿鑿附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