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核能產業似乎正在上演一齣複雜的經濟劇。多年來，核電廠的新建案寥寥無幾，但近期這一趨勢有所改變。是什麼驅動了這項轉變？是究竟是真愛，還是利益權衡？或兩者的微妙結合？
回顧過去，建造核電廠的成本簡直讓人瞠目結舌。1960年代，三里島第一期建設成本約為4億美元。而今天，這個數字已飆升至50億到100億美元。是的，通脹是個無法忽視的角色，但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額外的成本究竟從何而來？
答案可能跟你想的更複雜。核電廠的建設不僅涉及技術和材料成本的提升，還包括了勞動力培訓和保持連續施工的挑戰。有人將核電成本上升歸咎於「美國失去建造大型基礎設施的信心」，並樂觀地認為，只要像建房子一樣批量生產核電站，成本自然會下降。這種類比未免過於simplistic。核電廠建設的複雜程度遠非住宅可比，涉及核安、環境影響等諸多因素，規模經濟的邊際效益遞減也十分明顯。Vogtle核電廠的案例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即便培訓了1.3萬名工人，成本依然居高不下。理由是這些工人在完成一個項目後往往會轉向其他行業，導致下一個項目的成本重新飆升。想像一下，每建一座新車站都要重新訓練一批工人，這本身就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
對於政策的變化，核能產業似乎站在風口浪尖。如《通脹減少法案》(IRA)，意味着核電站可以享受與太陽能和風能相同的稅收優惠。事實上，核電站可以享受每千瓦時3美分的生產稅收抵免，從而使得核電站的效益大大增加。此外，核電站可以與微軟等公司簽訂長期合同，保證電力的銷售價格。這意味着核電站可以獲得穩定的收入，從而減少了風險。
電力傳輸系統的限制也是核能復興路上的一大障礙。以伊利諾伊州向紐約市輸送電力為例，跨州電力傳輸須經過印第安納州、俄亥俄州和賓夕法尼亞州，每個環節都存在容量限制和技術瓶頸。每新增一座核電廠，須經過嚴格的安全和容量評估，這無疑延長了項目的審批時間。相比之下，德州採取「風險自負」的策略，僅關注安全部分，省去了容量評估，迅速批准新的發電設施。這種快餐式的審批方式雖然效率高，但長期來看，可能會帶來電網不穩定的風險，令人哭笑不得。
能源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核能復興更是如此。核能的未來或許光明，但要克服的挑戰仍如高聳的反應堆一樣龐大。政策優惠、建設效率和市場需求的三重奏能否奏響美國的核能新篇章？且拭目以待。
徐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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