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1958 年發起大躍進運動，要在 15 年內讓中國「超英趕美」，完成工業化進程，脫離貧窮落後的處境。但沒想到隨之而來的不是富裕社會，而是一場空前未有的大饑荒。
1958 至 1962 年間，中國死亡人數高達 4,500 萬。中共起初將饑荒歸咎於天災，稱為「三年自然災害」，但那幾年中國其實風調雨順，沒有旱災，也沒有洪水。後來，中共改口稱饑荒為「三年困難時期」。
饑荒過後，十年文革。
在那離死神很近的時代，數以十萬計的中國老百姓偷渡至英屬香港，想方設法逃離那人間煉獄。這批逃港者當中，除了走投無路的農民、工人，也有不少飽讀詩書、受人景仰的作家文人。
許多人對這群作家有種想像：為捍衛創作自由、對抗政權而受到政治逼害，被迫流亡異地，冒著生命危險也要游水偷渡到香港，最後排除萬難抵達自由港灣，盡現文人風骨氣節……然而，本地資深文學工作者的關夢南，作為逃港者之一，他篤定地告訴記者：「他們不是因為政治，而是為了生活。」
那年代，或許真沒英雄。
關夢南
去國
關夢南，本名關木衡，曾創辦《秋螢詩刊》、主編《星島日報》副刊「文藝氣象」、「陽光校園」文藝版等；現為《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香港小學生文藝月刊》、《大頭菜文藝月刊》主編；編著作品有《關夢南詩集》、《看海的日子》、《關夢南散文集》、《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群像（1960-1969）》等。
「我來這裡與『自由』無關，倒是因為饑荒，因為沒有糧食。」關夢南童年時，曾親睹無數場死亡。「當時在廣州見到好多人因為沒有糧食患上『水腫病』，由腳一路腫到腰，就要死。還有好多乞丐在街上，連廣州這樣一個城市都是…..」於是逃港。
1962 年，關夢南 16 歲，從廣州偷渡到香港，與母親、弟弟住在亞皆老街唐樓一間板間房的下層床，上層床擠了一家賣涼茶的。「而且那裡沒有窗。」頭髮花白的七旬老人輕輕帶過那段艱難日子。「老實說生活環境沒有比鄉下好，但由於饑荒的關係，當時來香港的人滿山遍野。」
除了大饑荒與文化大革命接踵而來的六十年代，對香港文學史有一定研究的關夢南，歸納出另外兩段中國作家南下的高峰期——抗日戰爭和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
1938 年，著名詩人戴望舒為逃避戰亂從上海南下香港，從事報章工作；1939 年 12 月，重慶遭日軍轟炸，女作家蕭紅決定離開重慶飛赴香港。劉以鬯、馬朗、徐訏、徐速等知名中國作家都是在國共內戰結束前後定居香港。那六四呢？關夢南說那時來更像是過客，柴玲、吾爾開希等都是經香港出去台灣、外國。
戰爭與政治取向驅使大批作家移居香港，但關夢南強調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重要因素——生活。他坦言：「硬說那些作家來的時候是為了自由、反抗政權什麼的，可能就與現實有些距離，我反而認為生活是一個比較大的原因。」
除了「極端反共」的倪匡1，關夢南認為大部分作家南下與政治並沒有直接關係。「很多作家並沒有遭到逼害，而是自己走的。當然我們可以說：『共產黨可能將會對你做些什麼』，但實際上中共並沒有對這些作家做過任何事情。」
例如劉以鬯。
劉以鬯原為上海富二代，15 歲開始寫小說，20 歲創立懷正出版社。50 年代前後，大陸經歷國共內戰、惡性通脹，他只好孤身來香港討生活，白天寫賺錢的流行小說「娛樂別人」，夜晚寫文學作品「娛樂自己」。他說，寫前者容易忘掉自己，寫後者又不能糊口，後來寫《酒徒》則是為了「在忘掉自己的時候尋回自己」。至於政治，他生前曾在訪問中直言：「我喜歡文學，不喜歡政治。」
劉以鬯（香港藝術發展局圖片）
「香港，是個奇怪的地方」
但離開中國大陸，作家們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有些故事也看似如此。現遠居美國的流亡作家馬建說過，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對他而言，是很優秀的寫作環境，他形容當時「（生活）走投無路，但寫作的慾望是很好的」；被稱為「自由詩魂」的已故流亡詩人孟浪移居香港後，亦常言挺喜歡生活在這樣一個「頗為成熟的公民社會」。這些作家有時會被外人看做來到香港，如魚得水的一群。有名、有利。
但這些在關夢南看來，倒也未必。
「孟浪是個假象……他們在香港社會裡根本沒有影響力。」關夢南反駁。 他遂指出香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作家去世了，傳媒、大眾才會提起他們。「香港是需要新聞事件，如果有誰死了，就有人講，但你不死就沒有人理你。」還有馬建。在去年年底大館以「不願成為促進政治利益平台」為由，拒絕提供場地舉辦香港國際文學節兩場馬建的講座。然而在鬧出自我審查風波前，有多少香港人聽過馬建？
關夢南說，有作品刊登才有說服力。「你看看香港有哪些雜誌報章登過他們的作品？沒有作品又沒有地方刊登，怎麼可能形成一把聲音？」關夢南又指出目前對這些南來作家或流亡作家的關注，往往不是作品本身，而是「標籤」。
「香港是一個絕對自由、相對公正的地方，寫得好的作品，沒有人可以掩蓋你，但如果你寫得不好，你用標籤來講、強調自己用什麼身分來寫，是沒用的。」
比起自由，關夢南看到最多的是作家的「困境」。
他見過太多在大陸有一定聲望、才華洋溢的文人來到香港後，反而「萎縮」了，失去原有的創作能量。他們既沒有讀者，也格格不入。
「這些人我見過太多，在大陸很受歡迎，出來後卻無人理你，你寫沒人理，不寫也沒人理。香港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關夢南說。
對於寫作的人來說而言，香港就是個奇怪的地方——「給你絕對的自由，但沒人理你」。一群中國文人來到香港這英國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其傳統寫作手法、鄉愁、家國情懷自然難以融入香港文學主流，關夢南直言：「沒人尊重你的，你就是一個工人而已。」
不少離散作家一夜之間變得籍籍無名，經歷與之前在大陸截然不同的對待；生活與社會地位的反差，使他們鬱鬱寡歡、不自在。
關夢南跟記者講了一個故事：一個來自四川的詩人來到香港為了生活糊口，到報社裡工作，但心裡一直不願生活在那階級分明、流水作業式的制度下，面對了許多心理矛盾、爭扎，後來一度精神崩潰，最後與妻子一同搬進杳無人煙的坪洲，心境才逐漸變得平和。
當年與故事主角在同一家報社上班的關夢南說：「這次真的讓我深刻了解那些南來作家無法在這裏生活下去的原因。」他遂解釋：「那個文人氣質太重，在大陸受到的待遇和香港受到的完全不同。那待遇，是指讀者對文學的態度。」
聽說那位詩人當年在大陸朗讀作品，台下會有一群女孩尖叫，像在看偶像演唱會的 Fans； 但來到香港，卻沒有半聲迴響。「我覺得好諷刺，大陸你有好多粉絲，到了香港又不是壓迫你，但問題就是不理你，做什麼都不理你。這才慘，來到就好浪費。」後來，關夢南想起了這故事主角的名字——鄭單衣。
去留
至於關夢南自己，不知不覺做了半世紀「打工仔」，沒什麼掙扎，看很開。他反問記者：「寫有什麼了不起？不寫又有什麼了不起？」
「我還能寫作，就是因為我長期都有工作」關夢南淡然說著這半輩子的日常：補習、教書、寫稿…..倒是寫作，聽起來反而像件可有可無的事。「有時間就寫，沒時間就不寫」。
少年時期始定居香港關夢南認為，香港作家普遍習慣這種沒有讀者、必須工作才能寫作的環境，「所謂溫柔的對抗嘛，就是我們不會覺得難受，寫就寫，不寫就不寫。」
他坦言要在香港當全職作家，幾乎不可能。「就連非常出名的劉以鬯都生活得很辛苦，還是要靠勞力、掙扎才可以寫作。」「這麼頂尖的都生活艱難了，次一等的你可以想像他們的遭遇。」關夢南嘆道。
關夢南還講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唐君毅、牟宗三、錢穆…….他們是幸運的一群，不當全職作家，還可以在學院裡教書。但還有些終日為生活奔波的人。
像是出生於福建泉州的詩人黃燦然，1978 年移居香港，住在貧民窟，當一名製衣廠工人，語言不通，自覺格格不入，一度想過自殺，後來讀夜校、惡補英文，考上大學；90 年代起在《大公報》擔任國際新聞翻譯，近年到深圳從事文學翻譯，也更多時間留給詩。還有來自武漢的詩人王敏，現已專心經營位於旺角的一家樓上書店，不寫了。
如今還留在香港並堅持寫作、有作品的，關夢南一個也數不出。
當年因生活南下的作家，最後又有多少個能在這片土地上找到安身立命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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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倪匡年少時曾當過解放軍及公安成員，50年代先後參與土地改革以及到內蒙開荒，最終在體制內親睹共產黨的腐敗，後來更遭黨內高層誣衊被迫逃港，成為文壇上的反中共標誌。
註2 須文蔚 ，〈【繼續閱讀劉以鬯】促成台港現代主義文藝交流的守門人劉以鬯〉，微批，2018
文/鄭晴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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