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都會走過這個建於城皇街樓梯上的社區，這百多級石階，我已數不清走過多少遍。
我對城皇街最早的記憶，從五、六歲的時候開始。當時我們一家五口和外祖父搬入堅道新落成的大廈，旁邊的城皇街和對落的士丹頓街是一個偌大的露天市集，街道兩旁是密密麻麻的小販檔，賣菜、賣水果、雞檔、肉檔、魚檔，還有大牌檔，叫賣聲不絕。這個蓬勃的市集在九十年代末慢慢消失，這社區亦被土地發展公司（即市區重建局前身）看中，劃為H19重建區，計劃是將士丹頓街、城皇街、永利街、華賢坊、中和里一帶數十幢唐樓全部清拆，發展為高密度住宅。
這十幾年間，許多原來的街坊因市建局的收購而遷離，有些兩三層高的唐樓完全空置、門囗被釘上木板，亦有市建局拆樓後用鐵絲網圍封的空地，令這兒形同廢墟。
但這社區一直拒絕被消失。區內有業主力抗市建局的收購，誓要捍衞自己的唐樓物業，他們將自己的唐樓好好復修，以行動告訴大眾這些唐樓是值得保留的。這些唐樓住着一些珍惜這社區的租客，地下開了一些有性格的小店，加上旁邊的城皇階梯、里巷上寧靜的環境，令這區變得愈來愈吸引。社會亦關注舊式社區的保留問題，街坊、學者和民間組織紛紛展開了保育歷史城區的研究及公眾參與運動。經歷多年，一個原本在市建局眼中的破落社區，今天成為市民心目中值得保育的地方。
摧毀或保育，可說是一念之差，究竟這是一個怎樣的社區，它有怎樣的歷史和抗爭故事？
石頭會說話
2005年我和街坊成立了中西區關注組，開始研究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的保育價值，宿舍就在H19重建區的旁邊。當時宿舍空置了好幾年，政府打算將這幅地賣給發展商興建豪宅。我們發現這片多年的社區用地原來是第二代中央書院的校址，而第一代中央書院就在城皇街再低一點的位置。
中央書院是殖民地第一所官立學校，培育了香港不少優秀的人才，國父孫中山年輕時就在第一代中央書院就讀，並見證了第二代校舍開始興建。這兒可說是香港教育發展一處重要的地標，政府最初不以為然，堅持賣地，但隨着民間搜集到愈來愈多歷史資料，我們爭取到發展局同意在用地上進行考古調查，經過數月的挖掘，終於讓埋藏了百多年的中央書院地基重見天日。
那是一個令人震撼的景象：一層層堅固的花崗石地基，就在兩座宿舍之間開挖的泥層中顯露出來。政府原想匆匆賣地，料不到有些記憶是如此深刻地埋藏在地底，而並非如當時某官員所說「已經炸得什麼也沒有」。這些文物的出土，最終改變了這片用地的命運，政府決定保留警察宿舍，改建成創意產業中心「元創方」。元創方的平台有一個通往地下的入口，可以讓公眾近距離接觸這些基石。
城隍的階梯
元創方旁邊的城皇街，是區內一條重要的樓梯街，每天有許多街坊、學生在此上落。1884至1886年間，年輕的孫中山在中央書院讀書時，就住在必列者士街二號的美國公理會福音堂，每天經城皇街去上課。孫先生說他的革命思想來自香港，這殖民地城市的優良管治令他有所啟發。我常常想，當年他在這區生活，每天往來這長長的樓梯時，這兒的環境和人事可有給他一些靈感？有人說，城市的階梯是容許人慢下來思考的地方，當人緩緩地一級一級向上行，偶爾停下來，細看四周，或與人交流，累了就坐一會……階梯有着極其包容的個性，既私密，亦可共享。
其實城皇街有一段更久遠的歷史。我們研究警察宿舍的時候，有街坊找來一份資料，是歷史學者Carl Smith就港島舊城最早期廟宇的報告。原來，在第二代中央書院興建以前，該地段曾有一座城隍廟，是維多利亞城內第一座廟宇，建於1840年代初，比文武廟還要早。城隍是城市的守護神，負責保護城池、庇佑居民、掌管陰界司法事宜。古人相信萬物有靈，崇拜自然的思想令保護人民的城牆（城）和護城河（隍）得以化為神靈，透過祭祀祂們得其保佑。古時民眾不論大小事情都向城隍祈求，包括止雨降雨、護城抗賊、治蟲防災及驅鬼等。當年的城隍廟除了是廟宇外，還兼具公所的功能，為社區內的民眾訟裁及排難解紛。後來政府為興建第二代中央書院而收地，拆卸了城隍廟，城隍的神像據說被移至文武廟供奉。
廟宇消失了，名字卻永遠留了下來，庇佑我們──作為香港少數以神祇命名的街道，城皇街（早年寫作城隍街，後來保留讀音但改了寫法）寄託着的是一個傳統社區的精神。
卅間之眾生
城皇街兩旁的社區有一個有趣的名字，叫「卅間」，據說是源自百多年前有地主在這裏興建一列三十間房屋，逐漸成為地名。今天卅間泛指夾在荷李活道與堅道之間，西至樓梯街東至奧卑利街的地帶，中間包括士丹頓街、必列者士街、城皇街、鴨巴甸街等街道。卅間早年曾經有不少「咕喱館」，住了許多拉車、抬轎和在碼頭做苦力的勞動者。日治時期，卅間受炮火轟炸，許多房屋倒塌，成為大量貧民聚居之地，生活環境惡劣，戰後更曾發生嚴重火災。後來政府清拆寮屋，找來社區領袖組織小業主重建，我們今天在永利街、城皇街、華賢坊看見的小型唐樓，便是當年的產物。這些唐樓後來成為印刷工場的集中地，區內多達百間，為中環的大小公司提供服務，直至印刷業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北移，工場的數目才大大減少。
卅間一直都是一個樸素和充滿人情味的社區。當露天市集還在時，區內許多居民都會來這裏買餸和吃東西。在附近讀書的我最愛和同學來這兒的大牌檔食糖水，多年後結婚並有了兩個孩子，這個市集仍是我們愛逛的地方，孩子的嬰兒衫也是在這裏購買。九七年後，荷李活道警察宿舍的住戶遷出，宿舍空置，市集的檔攤也隨之而消失，附近的街道慢慢變成了蘇豪酒吧區。
就在蘇豪旁邊的士丹頓街62號唐樓地舖，有一間「卅間街坊盂蘭會」，外面掛着三個中式大燈籠，由一班老街坊主持，每年農曆七月廿四日會舉辦「卅間盂蘭勝會」。在盂蘭勝會前幾天，他們在區內六處地方豎起幡旗，以界定卅間的範圍。到了正日，元創方背後的士丹頓街會化身成一個大祭壇，有法師日夜誦經，並設祭品供區內幽魂享用。祭壇旁邊會擺放一個10多呎高的紙紮鬼王，負責維持前來領食鬼魂的秩序。這是一年一度的社區盛事，許多卅間的舊街坊即使搬走了都會回來參與，除祭祀先人，也同街坊叙舊，場面十分熱鬧。盂蘭勝會令我最感深刻的地方，是社區的靈性層面，以及社區的物質性（tangible）和非物質性（intangible），兩者如何並存。一班老街坊對盂蘭勝會的堅持，令卅間這個社區概念能延續下去。
社區的堅持
我作為多年街坊，雖不在重建區內，卻看到寧靜的社區如何面對重建的衝擊。
當市區重建局在地圖上畫了一條界線，卅間的一部分就變成「重建區」，住在裏面的街坊就變成等待賠償和安置的「重建區居民」。有些業主租戶無奈接受收購賠償，離開多年的家，但那些不願賣樓的業主及不願搬遷的居民，往往被當局視為「叫價太高」，而關注團體因保育理由而反對重建，則被視為「阻住發展」。市建局把區內的樓宇形容為殘破不堪，不值得保留。
但這區一直有些業主堅持不賣，例如巢先生。巢先生告訴我他那座面向城皇街、外形優雅的唐樓是爸爸留給他的產業，他一向做好維修和保養，並以相宜租金租給街坊，從來都沒想過要賣給市建局。還有一位居港多年的美國人Dare，他熱愛香港的唐樓，買入士丹頓街唐樓單位後花了許多心思復修，保留不少原有的建築特色，例如地磚、木門及牆上的舊油漆，還重新安裝鐵窗框，設計得十分有格調。在他眼中，唐樓是香港的建築文化遺產，極需要保育，他不認同市建局的重建模式，只起千篇一律的高密度豪宅。這些業主抵住市建局的收購壓力，珍惜他們的老建築，用行動駁斥了市建局的論述。
還有一位李澤裕伯伯，在永利街經營印刷工場數十年，經歷過印刷業在卅間最輝煌的年代。他擁有一部古老印刷機「海底寶」（德國著名的Heidelberg公司生產的印刷機）和大量鉛字粒，十分熱心向新一代介紹傳統印刷工藝。他的最大心願是在永利街設立印刷博物館，於是很努力向市建局爭取，希望得到支持，但一直得不到回應。後來他整套器材被移師到柴灣青年廣場展出，而他亦繼續在那邊教授，直至半年前去世。我十分欣賞李伯對保育傳統工藝的堅持，若他的建議當時得到落實，卅間便有自己的印刷博物館，可為這區的歷史拾遺補缺。
唐樓保育運動
2007年底中西區關注組首次知悉市建局將推倒這區的唐樓，於是開始研究區內唐樓的歷史，發起了「搶救永利街」運動。2010年永利街因影片《歲月神偷》而引起公眾關注，社區的保育力量得到很大的支持，最終令市建局擱置永利街重建，必列者士街街市亦因而獲保留，今天活化為新聞博覧館。但區內的其他唐樓仍有被清拆的風險，市建局更於2017年申請提高發展的地積比，由原來建十三層樓大增至廿一層高樓。我們遂舉辦多次卅間唐樓導賞團，以加強公眾對唐樓文化價值的認識。
中文大學建築系的學者於2009年發表對這區城市組織轉化的研究，指出「唐樓細小的體量，靈活的佈局，簡單的構造形式，應是我們城市建築文化遺產的一部份……處於（高層住宅）之間那流動，多樣，活潑及複雜的空間為這城市裏的生活帶出了意義，也最應受關注。」
我們發現，卅間的重建範圍內保留了令人驚嘆的唐樓類型：1951至1965年間沿士丹頓街興建的四至五層高較大型的唐樓，1951至1953年間在永利街平台橫向興建的較小型四層高唐樓，以及1948至1952年間建於士丹頓街後面的階梯及小巷上，拾級而上的兩至三層高唐樓。這些不同的類型反映着建築師因應地勢、建築物條例和當代的需要而提出不同的設計方案，為研究戰後唐樓發展史提供重要的依據。我們的研究亦發現，士丹頓街88-90號設計優雅、背後有弧形露台的唐樓，原來是《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聘請建築師A.H. Basto興建，作為《華僑日報》的員工宿舍。岑維休一家曾住在這裏，方便每天到位於荷李活道的報社上班。
這個社區的老建築實在有太多歷史、太多故事了，若市建局將它們全拆，這一切豈非化作飛灰？從保育及規劃角度，這區有條件劃為保育區，讓城皇街兩旁的台階里巷、戰後唐樓羣、歷史建築及綠化空間得到整體性的保護。
給我們一點喘息空間
可幸的是，愈來愈多市民明白保育的重要性，明白發展並非只有拆樓起樓一途。
面對市建局提高項目地積比的規劃申請，逾4600多名市民以一人一信的方式向城規會提出反對，並爭取全面保育H19範圍內的所有唐樓，而中西區區議會全體議員亦通過動議，反對市建局的申請，並要求市建局放棄H19重建項目。最終市建局撤回申請，並於2018年底宣布放棄H19重建項目，其後特首施政報告更將H19列入文物保育範疇，責成市建局研究活化整個項目內的特色建築羣及社區肌理，營造社區及協同周邊的活化項目。
公民社會的努力再一次改變了這舊城區的命運―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珍惜這個社區，不願意看見它被摧毀。
這社區有許多願意守護它的新舊街坊，他們不僅愛惜唐樓，連城皇街有一片在空置地上經多年長出來的小樹林，那片美麗的綠蔭，大家都珍而重之。去年颱風山竹襲港後，街坊都十分緊張這些樹木，見有人來修剪都打醒十二分精神齊齊監察。
城皇街4至10號已空置多年，鐵絲網阻隔了社區流動。而街坊有時聚首，會討論如何設計這裏的空間作為社區客廳，作為公共園圃，夢想有一天沒有圍欄阻隔，大家可以坐在樹蔭下談天說地，種種花草。這樣一個由街坊共同參與的綠化空間，將會是整個社區的中心，是石屎森林中一片有機的土地，用途多元化。拒絕那些與環境格格不入的建築物，拒絕斬樹，已是社區的共識。
這個經民間多年爭取留下來的社區，是舊城最後的一片綠洲，若能好好保育，它盛載的歷史和故事將會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