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過去一個多星期，韓國總統尹錫悅的「快閃戒嚴」引起全球矚目，令人非常意外。這種意外，除了因為韓國已有40多年沒有戒嚴之外，還因為過去外國人關心K-pop多於韓國政治，最多只會注意到尹錫悅在國際及地緣政治的態度，或朝鮮射導彈對南韓的威脅，誰會想到會爆出一場久違的戒嚴？
可以想像，我們突然關心韓國政治的熱情很快便會冷卻，戒嚴不成，韓國議會的吵吵鬧鬧很快不會成為新聞媒體的焦點。對我們這些不關事的人，這事件不過是茶餘飯後的談資，當中又會內藏什麼對我們有意義的啟示？
什麼是民主經驗？
有評論說，這是韓國民主的倒退，都什麼年代了，竟然有總統在沒有內亂又沒有戰爭的時候搬出緊急狀態這玩意。另有評論說，事件說明韓國民主制度的韌性，頂得住一位暴走的總統，議會及在野黨可以制止個人獨裁，捍衛民主及自由。但也有人說，韓國民主制度有問題，甚至是總統制有問題，竟然讓總統有那麼大的權力。以上的觀點評價韓國民主發展或制度的好壞，把這事看為「韓國」的事，我們其實都是看戲的觀眾。我以為，如果這件事跟所有人還有點關係，它應該是告訴我們什麼是「民主」，事件蘊含的普遍「民主經驗」比那個制度來得更相關。
什麼是民主經驗？我們通常想到的是投票。2022年韓國總統選舉中的年輕人（20-30歲）投票率還不算太差，大約是七成，但比40歲以上的少了一成，但在今年國會選舉投票的年輕人卻只有五成，而且，整體趨勢是年紀愈輕投票意欲愈低。這約略跟我的觀察一致，幾年前，有一位韓國學生跟我聊起香港的社會運動，她不明白香港人為何對爭取普選有那麼大的熱情，她的同輩韓國年輕人對投票沒勁，也覺得投票沒什麼用。政黨的世界距離年輕人很遠，這其實也不是韓國獨有，政治冷感一直是世界各國選民研究的課題。
我不敢肯定這跟韓國政黨政治有沒有關係，它跟美國的兩黨或英國三黨政治有點不同。韓國政治雖然也籠統地也分成左右派，但不止新政黨及政治人物不斷湧現，舊黨更經常改名字，政黨之間又不停重組與分裂，有人甚至批評，這樣做令政黨可以逃避責任，民眾也忘記了哪個黨幹了什麼好事壞事了。例如，現在執政黨國民力量是2020年才成立，由3個保守右翼政黨組成；而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雖然有較老牌的民主統合黨（後又改名民主黨）為基本班底，但在2014年以來跟多個黨合併，又有多個黨分裂出去，名字也改了一點。
政黨及政治立場互相爭持、競逐乃至惡鬥，本就是多元社會的特徵，而民主的遊戲規則，一般被認為能從中找出共同解決方案。例如，選上總統的可以有行政權力，而為了制衡執政者，又或者是選舉利益，政黨也會合縱連橫，最後在立法及政策上共同採取行動，體現民意。但是，這只是理想，現實不止沒有保證，更往往背道而馳。
兩年前尹錫悅以少許票數贏得寶座，但是，國會中的在野黨佔有多數議席，那便注定他是弱勢總統。但是，他又要強勢，不太跟在野黨協商，甚至與媒體關係也不好，結果，在野黨彈劾他及多名內閣成員，也要求調查他的親信及太太，更刪減他的預算，令他的政府幾乎癱瘓。
在野黨根據議會規則癱瘓政府是完全合法的，這樣的政治僵局並不違反韓國的《國家保安法》，不構成顛覆大韓民國的罪名；但是，這的確造成新政策及改革無法推行。我們可以想像，大部分對政治沒有投入太多的韓國人對這種惡鬥不會有什麼激情，反而增加無力感、冷感甚至厭惡。
這種現象及經驗很早便在政治學爭論中出現。例如，德國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便批評自由主義憲政觀點，包含了一種沒有決斷性、形式理性的傾向及實踐，處理不到政治本體的「敵我」關係。換一個說法，在法律及體制，或政黨商議及競爭之中，憲法蘊含的主權顯現不出來；他認為，政體的主權要體現在對例外狀態（exception）及「敵我」的宣稱上。可想而知，施密特的政治理論支持了當時希特勒上台的正當性，例如，以制止共產革命之名，推動《保護德意志人民的帝國總統令》及《授權法》消滅反對者，甚至發動戰爭。儘管施密特的結論及解決之道很有問題，但我們不能否認，他的確捕捉了民主常規裏令人困頓的經驗，因此，戰後有左翼政治理論家挪用及改造施密特的理論來談激進及鬥爭式民主。
戒嚴喚起獨裁時期集體記憶
我不知道，尹錫悅是否讀過施密特，或是他真的視全斗煥為偶像，還是把部分民眾持續對朴正熙的懷緬之情過分放大，因此便憑空標籤反對者為「無恥親北韓叛國勢力」以宣布戒嚴，出動軍隊包圍及企圖抓捕議員。總的來說，他的戒嚴說辭既有韓國軍事強人（全斗煥、朴正熙）特色，也是施密特的主權式宣布例外狀態的演練。當然，施密特沒有談及民主議會以至民眾是否有可能爭奪「人民主權」的代表性，或起碼否決例外狀態的權力。然而，當韓國人民在獨裁時期的集體記憶被喚起，在野黨及抗議的群眾頓成為最有資格的人民主權代表，反手把總統變成人民的敵人。
相較民主常規裏的暮氣沉沉，韓國人透過這場快閃暴走體驗了一次例外狀態，也重訪了制憲時刻，感受了何謂「人民」。如今大韓民國被稱為第六共和國，正是因為1987年的六月民主抗爭，結束了全斗煥獨裁統治，並制定新憲法，也是這部憲法大大限制了總統的權力，成就了今天的韓國。迷失在民主常規裏的韓國人，在幾小時或幾天之間再次體驗了這個絕非尋常的制憲時刻，打倒了一場戒嚴，一個自以為代表人民的獨夫。
不禁令人感嘆，相較韓國人上世紀民主抗爭的慘烈，新時代的體驗代價實在太少太輕了，這是上帝賜給當代韓國年輕人的幸福。然而，這種體驗不會終結政黨的膠着與糾纏，不會隨着尹錫悅最終被彈劾而結束。希望惱人而拖沓的政黨拉扯，不會令人忘記短暫的制憲時刻的激情。
至於隔着熒幕看新聞的我們，也應當更清楚知道，我們是如何活在一個沒有被正式宣布的例外狀態之中，並想像一種還沒有到來的民主經驗。
文˙葉蔭聰
編輯˙王翠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