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書的價值，在於閱讀它的人。如何被大眾看見，是每個活在出版行業的人，都要思考的終極命題。出版社縮編；大書店接連結業；獨立書店來了又去，牽動背後本已脆弱的出版業，變得更零碎、單薄。要保護僅餘的生存空間，上至作者下至書店，從社交媒體至店舖營銷，整條產業鏈都為爭取能見度而奔走。許多你和我看不見的齒輪運轉，全為攪動一座城市的閲讀胃口。
在台灣，出版的本質很殘酷，不是所有書，都能登上書店舞台，書的價值由讀者而定，說白點，就是市場萬歲的世界。出版社新書出閘，往往由發行商和大書局主導折扣；小書店要購書，確定買夠份量才肯做你生意。當然這些香港都適用，我們更懼怕被有形之手操控，但相對自由的台灣出版業，又是否代表可以逃離於市場的無形之手？
台灣書業有所謂「三大通路」：誠品、金石堂、博客來，不論實體還是電子店鋪，一年三百六十五都在做折扣。對沒有發行商網絡，規模細小的獨立書店來說，要緊貼大集團的價格比登天更難，賣一本就蝕一本，非連鎖／獨立書店每年數量下跌30-50間。台灣傳媒對書籍銷情形容，由過往的「寒冬」變成「冰風暴」甚至「雪崩」，近年似乎已經想不出新的字眼。
喪失發售的渠道，等同失去話語權，2014年底，多間獨立書店的老闆共同創立「有限責任台灣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簡稱合作社），協助規模細小的獨立書店，以合理價格進書，嘗試重建被發行商壟斷的生態。
他認為要書店獨力面對發行商，近乎是不可能的事。「無限擴張的折扣割喉戰，令整個行業的每一環都在互相擠壓，這是最壞的情況。」一本書經過發行商到大通路銷售，出版社原來自剩四、五成利潤，扣除印刷及運輸，所剩無幾。掌控出版業的供應鏈，有時比作品本身，更具話語權。
為獨立書店提供條件
現時合作社寄身於新竹一間民宅中，充當發行商角色，每天出貨2，30箱書，送往全台共157間獨立書店。對蔡文力來說，合作社既是社企，又是社會實驗，入貨出貨，是合作社的每天勞動。
合作社負責聯繫出版社，將書籍分門別類，讓社員選書。書目中除了獨立出版社，也有政府、大學的出版物。當中更包含不少印刷品、獨立出版的CD、紀錄片、影片，連雨林咖啡都有。蔡文力很強調由社員的自主選擇，「多樣性、自主性是合作社的優勢，最獨立，哪怕是一人出版社的書，在這裡也能找得到。匯集需求，才可以向經銷商追求合作的籌碼。」
合作社為獨立書店尋求談判條件，不能單靠把口。訪問時蔡文力常常提及，社內工作大多都是實務，而且無比繁雜瑣碎。不能裝文青，因為一本書，不僅僅是理想這般簡單。
他自己也開書店，面對的狀況，跟這幾年開張的獨立書店一樣，都是先知道「合作社」的存在，才明白自己有條件開書店。「他們知道有渠道，心裏才踏實一點。像我在新竹的店，說是明天開幕，其實早已試業半年。」知識與經驗，都有合作社支援，但他們仍然步步為營，更多時是為了看市場反應。
香港的圖書市場，無疑看重市場，但出版業界的自我審查，也令原本可以承擔開發的書籍大大減少。蔡文力認為相比香港，台灣目前的出版市場，還沒受太多政治壓力，既幸運又不幸。「可能出版相較其他產業，產值太微小，尚不足為中國重視，借力來以經濟牽制台灣。」但是不是沒有這個可能？他有點保留，「影響層面和產值大好幾倍的影視，那就很不一樣了。」
在台灣，影視仍是市民的主要娛樂，閱讀政治議題書籍的讀者，蔡文力認為仍是小眾中的小眾。讀者少，來自政論節目、新聞上的政治綜藝化。「大多民眾，根柢裡覺得政治骯髒，自身能不碰就盡量不碰，卻又愛抱著旁觀看好戲的心態，看政論節目吵架。」講政治的書雖然不多，一直都還是有，在台灣國際書展，也可看到獨立出版的身影。「今年是鄭南榕自焚逝世30週年，有出版一點書，但真的，只有一點點。」
書店生存下來了 那書呢？
幾年下來，更多獨立書店投身，後浪推前浪，蔡文力認為它們並非在重覆自己，獨立出版社也樂於與合作社結盟。文創商品配合咖啡店式的經營，現在大行其道。「書店的形態轉變，其實都是為了生存下去，怎樣做複合的經營，突破我們對既定書店的想像，都值得我們注意。」
當大家都朝向這個文藝生活的座標，真正個性鮮明的獨立書店，變得稀少而珍貴，蔡文力指這種現象正衍生出另一重問題，「目前獨立書店在台灣的既定印象，就是賣文學、社會科學類的選書，跟咖啡做結合，其實也是不得不已。」一旦複合久了或多了，書在店中的主體性就面臨危機，「書還會不是書店的主題呢？還是要淪為裝飾品而已。」
以上年度計，每月平均有兩家獨立書店，逆市進入合作社。他同意速度出乎意料，「可惜沒有反映在書的整體銷售量中，活動辦得很興奮，但熱度跟銷售熱度，有時是兩回事。」新書分享、文化沙龍如雨後春荀，咖啡店也創造了有利的空間，但書最終都要賣出去，才能令出版行業，在這市場上繼續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