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多次自豪地憶述女兒某日清晨五點拍打他房門，罵他寫的女黑俠木蘭花故事狗屁不通，倪匡笑道：「狗屁不通的讓你通宵追看了」。爽文爽劇令人愛恨交織，《魷魚遊戲2》大概就是這樣的作品，教人既要罵又要追，我一晚上才看完都輸人九條街，出片兩小時就寫好評論的才是大神，畢竟Netflix最快播放速度才1.5倍速。
Netflix選Boxing Day上線《魷魚遊戲2》挺有意思。但與三年前對比，這一季口碑弱了些，畢竟第一季的影響力強到可以突破三八線，叫北邊七名高中生冒死觀看而獲罪終身監禁。這一季節奏拖沓，光看廢物警察黃俊昊就佔去不少時間，他東奔西跑，不知道忙些什麼；作為道具的無人機也跟著很忙，被放了又收、收完再放，被人拆了再裝、裝完又拆，屁用沒有。再者，新遊戲帶來的壓迫感也不如第一季了，要知道，雖然第二季的玩家除主角成奇勳和黃仁昊以外都是新人，可第二季觀眾早就不是新觀眾了，眼見本劇變警匪片，處處暗示主線任務是搗破犯罪集團、警惡懲奸，看男主角遊走黑白兩道，這邊教警察做事，那邊無端和孔劉玩俄羅斯輪盤賭命，然後以睜眼玩家身份再上島、駕輕就熟地過關——或多或少誠意不足，想象力乾癟了。
然而，劇集的魅力席捲全球是有道理的，連《搏擊俱樂部》的導演大衛芬奇都有興趣拍一部美版《魷魚遊戲》。這類型的片子之所以風靡歐美，大概是因為對西方人來說這是某種異域風情——包括但不限於東亞式的內捲焦慮、儒家式叢林法則、體制崇拜、對權威的恐懼、不要問為什麼的絕對服從、對成功的執著、失敗的羞恥感，乃至離他們很遙遠的集體主義和強權文化。現代商業文明帶給我們的文明邏輯是共贏，買賣雙方在你情我願的情況下各取所需，形成良性社會互動，但在東亞叢林中所奉行的——借用趙善軒博士的說法——就是「他者仆街主義」，只有看到別人倒霉，我才高興；只有別人過得不好，我才過得好。在本劇裡，玩家們在遊戲中的競爭就是你死我活，偶爾要合作也不過暫時互相利用，到第二天的遊戲，隊友也可以一百八十度轉變為死敵，因為每局遊戲的倖存者可以直通下一個遊戲，而輸掉的玩家即時槍決。亞洲明明地大物博，難道資源會比其他大洲匱乏，匱乏到需要如此慘烈的競爭才能換取體面生活？當然不是，只不過，東亞尚有很多未開化的蠻荒之地，正如劇中困住所有玩家的神秘封閉小島一樣，資源往往以「集體主義」的偉大名義全部上繳到「一個人」手中，必須遵守近乎黑社會的「家規」，去討得「那一個人」的歡心，或者討得那個人的二三四五六七層下線代理人的歡心，才能分到更大的喘息空間；當人們永遠掙扎於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底部，求生存已經花費大量力氣，就沒有空子去想象更多需求，權力因此得以鞏固。
《聖經》的《主禱文》有一句祈求：「不要使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馬太福音6:13）可惜，人間總有魔鬼利用人的貪慾和恐懼，變出不同的把戲把人當牲口玩弄，譬如劇中每回遊戲結束都由所有玩家投票是否繼續玩下去，只要得票過半，所有人可以獲釋並瓜分當前獎金，免於一死，但玩家們每次抬頭，看到天花板的小豬撲滿被注入現金的時候，總有人覺得獎金積累得還不夠多，希望再玩幾局多賺一些；玩家死得還不夠多，希望多玩幾局再死一些人，那樣就能瓜分得更多獎金。遊戲負責人黃仁昊化名吳寧一，成為001號玩家，混入遊戲裡和其他人一同闖關，他在第一輪投票中讚成遊戲繼續；之後，他為了博得其他玩家信任，投票反對遊戲繼續，假裝自己想退出；再之後，他甚至站出來請求大家退出遊戲——他對受到試探的人性十分自信，作為莊家，他深知就算勸大家別賭下去，賭徒們都不會答應退出。很多人或許都有過一剎那「退出遊戲」的理性動念，但當看到更多的錢以及別人死亡帶來的更大利益時，個體選擇就受集體情緒的影響而妥協。這種設計令人不禁反思：我們的決策有多少是自主的？我們如何分清目前所作的決定，是出於自己的本意還是被環境操控？
從根本上來說，魷魚遊戲的機制就是一個壞的制度。壞的制度無時無刻不在勾引人的惡，它如同一個放大器，將人性中潛藏的陰暗面，譬如貪婪、恐懼、自私，放大到難以忽視的地步。它不僅誘發這些特質，還設計環境和規則來激化它們，讓人不得不順應遊戲的邏輯，甚至被迫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遊戲中，玩家看似有選擇自由，但實際上，制度的運行已經預設了大多數人會選擇繼續參與，規則的設計使他們始終受控於主辦方。小豬撲滿是制度設計的符號，它無時無刻不在提醒玩家：貪婪能帶來回報，而退出則意味著失去機會。這種設定讓人性的魔鬼一面被合理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被正當化。
到第七集，男主角想出一個餿主意，糾集退出遊戲的玩家起義，趁亂搶槍，奪取控制權，進攻控制室。必須吐槽的是，搶槍這一情節在第一季其實已經用過，只是當時是一個閒角獨力去搶，很快就被制服而已。說這是個餿主意，是因為這個主意沒有深思熟慮，首先不知道建制的人力多充足、火力有多猛；其次進攻的路線不清晰，連控制室都要抓一個俘虜帶路；最失敗的，還是不知道起義軍裡混入了內鬼黃仁昊。起義需要強大的內部凝聚力，但遊戲玩家本身就是一群因利益結合的陌生人，他們之間的信任極其脆弱，反抗的失敗是理所當然的。不過，這當然也可以解釋說男主角本來想混進神秘小島後，援軍隨後跟上攻入犯罪窩點，而結果身上的GPS追蹤器被偷走，幾天遊戲下來，精神崩潰，破罐子破摔，希望趕緊結束。男主角試圖通過這個起義讓莊閒翻轉，跳出機制，但作為底層，反內捲失敗，倒也寫實。建制一方其實並不害怕反抗，因為反抗反而能強化制度的合法性：當反抗者被擊潰後，餘下的玩家更容易順從，那些沒投入反抗、冷眼旁觀的玩家已經見識到抗爭的代價，並可能認為反抗者的失敗完全是咎由自取，這種責任分離感讓他們可以對死亡視而不見，甚至感到慶幸自己沒加入愚蠢的起義。
這一點也和投票的集體行為呼應。投票是否遊戲是否繼續時，立場搖擺但最終選擇遊戲繼續的玩家，為了安撫自己，心裡會想，反正是壓倒性大比分的，就算自己不作惡，都改變不了世界，我不選擇玩下去，都是改變不了結果的，你看，個人的責任感就是這樣被群體行為所稀釋的，大家都在玩，每個人似乎都不必為後果負責。就這樣，個人理性就被慾望的集體共振輕易吞沒。
這種革命後的虛無，令我想起魯迅小說《藥》。小說結尾的烏鴉「筆直的樹枝間，縮著頭，鐵鑄一般站著」然後「張開兩翅，一挫身，直向著遠處的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烏鴉彷彿對革命結果冷酷地宣判：切，果然又是一場無意義的流血與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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