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出自香港的國際品牌，你能數出多少個？在古典音樂樂迷間耳熟能詳的國際唱片品牌拿索斯唱片（Naxos Records），原來是香港製造。創辦人克勞斯‧海曼（Klaus Heymann）在1967年從德國來港發展，自此以香港為家，創立扎根香港的國際品牌。這名古典音樂唱片界的翹楚如何看待香港音樂家在唱片市場的位置？拿索斯早在1990年代就發展網上串流平台，總是先拔頭籌的他，又怎樣看人工智能（AI）影響古典音樂未來發展？
克勞斯．海曼並非自小就與音樂作伴。他於1936年在法蘭克福出生，童年在二戰中度過。他回想起約4歲時，因法蘭克福市區遭受空襲，他就隨家人退居農村。在那段顛沛流離的日子，吃得飽已是福氣，更遑論聽音樂。然而海曼長大後，讀到戰時德國許多演奏廳和歌劇院雖被炸爛，演奏會卻照舊，因為納粹黨企圖營造一副歌舞昇平的樣貌。
戰後他和家人回到法蘭克福，本來的住所被徵用，讓流離失所的人有瓦遮頭，全家人屈居在祖母小小的公寓裏面，「這令我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因為我知道在貧窮和艱難下生活意味着什麼」。戰後兩三個月，那年他9歲，母親第一次帶他聽演奏會，「這有點刺激了我，之後我就只聽古典音樂了」。
1960年代來港工作 曾經銷音響
不過海曼從未想過從事音樂行業，在大學修讀語言和文學，後來在一本德國的英語雜誌Overseas Weekly開始了他第一份全職工作。Overseas Weekly目標讀者是駐德美軍，後來隨着越戰愈發激烈，許多駐德美軍也調派東南亞，雜誌邀請海曼到香港開設辦公室，1967年他就來到香港。
替雜誌工作兩年後，與其為他人作嫁衣裳，海曼選擇在香港開展個人事業，為美軍郵購相機和音響等奢侈品。美軍撤出越南後，他就擔任音響品牌Bose的經銷商，藉着業務認識到香港音樂人，他的音樂事業終於揭開序幕。他不但自資邀請音樂家來港演出，並在香港發行他們的唱片；另與音樂家林克昌推動香港管弦樂團職業化，還因香港管弦樂團之故，結識到小提琴家西崎崇子並結為夫婦。
海曼第一張錄製的唱片，就是妻子演奏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亦展開其古典音樂唱片事業。問起他除《梁祝小提琴協奏曲》外，製過最印象深刻的唱片是什麼？答案還是妻子演奏的韋瓦第《四季》。在1970至1980年代，大型古典音樂唱片公司都聚集歐洲，海曼自言在香港發展古典音樂唱片公司，可以暫時遠離激烈的市場競爭，「當他們（大型古典音樂唱片公司）留意到我們的時候，我們已經發展得很大，他們再不能阻撓我們」。不過其唱片大多在日本製作，運到歐洲出售時變相帶來高昂運費。
與此同時，雖然香港低稅環境有助公司發展，政府措施卻未鼓勵他們錄製古典音樂唱片。他舉例在政府轄下的演奏廳錄製唱片，因為屬商業用途，需要支付較高昂的租用費；但是在北歐和德國，政府甚至會資助錄製古典音樂唱片，視之為文化產業的一環，不過相應之下需要繳交較高稅金。
1996年串流古典樂 今佔九成盈利
儘管拿索斯做實體唱片起家，但海曼直言：「現在我們90%的盈利都是來自串流平台，CD只是市場推廣的工具，它已經不再值錢。」拿索斯早在1996年開展古典音樂的串流平台，甚至比起Spotify還要早發展。「我經常被讚聰明，但我並不聰明，只是很幸運」，因為串流平台的想法也是一個香港倉庫經理提議。
無可否認，串流平台市場由Spotify和Apple Music等大型串流平台主導，拿索斯的串流平台如何異軍突起？答案或許是術業有專攻。大型串流平台主要為流行音樂而設，拿索斯的串流平台卻按着古典音樂度身訂做，多達15種搜尋標準來篩選想要的曲目，而大型串流平台可能只得數種搜尋標準來篩選，而且主要從流行音樂的思維來設計。「我們賺錢，因為我們有龐大的音樂庫……如果你想找到什麼曲目，你總能從我們的音樂庫找出來。」除了圖書館訂閱他們的串流平台，也有為數不少的影視作品向他們購買曲目，甚至一些大型串流平台的古曲音樂也是從他們的音樂庫而來。
為本地音樂家錄製唱片 需考慮銷量
如今拿索斯發展成國際企業，世界各地都設有辦公室，「但我想留在這裏，香港是我的家」。念茲在茲，海曼又會否想扶掖香港年輕音樂家？「如果香港有一流的樂手，我們一定會去幫助他們，我們也與很多外國年輕樂手合作」，然而他只想起少數曾為他們錄製或銷售唱片的香港音樂家，譬如鋼琴家李偉安（Warren Lee）和男高音莫華倫，因為在商言商，海曼也要考慮唱片銷量。
他們願意發行唱片的音樂家分別有兩種特質，首先是國際音樂比賽的贏家，因為贏出國際音樂比賽，演奏機會接踵而來，拿索斯也容易宣傳和錄製。「如果你只在香港演奏，而你又從沒贏過任何比賽，那麼就無望了。」拿索斯旗下亦有發行從未贏得國際音樂比賽的音樂家唱片，「他們管理得音樂事業很好，他們有很多舉辦演奏會的機會」。他認為至少要曾在3個主要古典音樂市場演奏，如美國、加拿大、德國、日本、英國、法國等，才看到販售其唱片的機遇。
即使串流平台大行其道，海曼認為唱片仍然是音樂家登上國際舞台的重要一步。「這（唱片）是一張『邀請卡』。就算現在CD不再賣得好，（市場）主要在串流平台和下載，但所有藝術家還是想要一張自己的CD。他們就可以寄出去獲取演奏機會，這是一件宣傳工具。」海曼指，有音樂家甚至不打算賣出唱片，也會跑去錄製唱片，用來宣傳自己。
海曼認為較少香港音樂家衝出國際舞台，他歸咎於香港尚未有良好的音樂教育。他隨即想起在1970年代香港管弦樂團由業餘轉型為職業樂團時，他協助四處籌款，「我也會跟他們說，『為什麼香港需要管弦樂團？因為香港有一個管弦樂團，我們就可以教育下一代音樂家，下一代就再不用在外地輸入演奏家了』。但如今50年過去了，樂團裏還是有很多外國人」。他舉例香港管弦樂團裏大多是外地樂手或者內地樂手，而在香港小交響樂團也有許多日本樂手。
嘆社會風氣：學樂器只為升學
他亦觀察到近20年韓國音樂教育改善，許多國際音樂比賽得獎者也是來自韓國；而他對照香港當下的音樂教育，似乎並不執意培育出達國際水準的音樂家，讓他們衝出國際。同時，他認為也關乎父母讓孩子學習樂器的心態，目的只是為了上一家好學校，而非為了孩子將來成為專業音樂家。「如果我的孩子成為了一個音樂家，我會為他自豪。但這件事不會發生在香港，這是一個社會問題。」
AI創作多作背景音樂
人工智能進佔各行各業，古典音樂也不例外。然而海曼對此十分樂觀，他甚至預計日後的創作方式或許先以人工智能來創作，「但你必須核查內容是否恰當和編輯內容，然後再添加你自己的兩三段旋律內容」。他透露，其實很多授權到Spotify、Apple Music和Amazon的音樂都是由人工智能創作，而使用者往往只是將那些音樂當作背景音樂，「你不會那麼仔細地聽它彈得有多好、是否有感染力等，例如超市和百貨公司（播放的）就是這類型背景音樂」。
與此同時，他絲毫不擔憂人類創作的古典音樂會被人工智能取代，「你可以指導任何人類或人工智能像貝多芬或莫扎特那樣創作，但他們無法創造新的音樂理念」。推而廣之，他認為將來或許會有水印來分辨人類和人工智能所創作或演奏的音樂，並且藉此給予不同估值。
文：嚴嘉栢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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