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幅十九世紀末的世界地圖是這樣的：地圖以麥卡托投影法繪出，赤道位於地圖下半三分之一左右的位置，誇大了北半球陸地的面積。地圖上沒標示國界，只以醒目的紅色填滿了當時仍然被英國殖民的陸地。按土地面積計算，十九世紀末是不列顛殖民帝國最鼎盛之期，殖民地遍佈地球不同時區，在地圖中尤以被嚴重誇大的加拿大領土最為耀眼。日不落帝國之名，就是這樣來的。
但最初，不列顛只是文明邊緣的荒野。時間退到一千九百年前，來自當時世界文明中心——羅馬——的凱撒將軍，漂亮地征服了高盧人，並順勢橫度英吉利海峽，擊敗在不列顛島上的布立吞人（Britons）。數十年後，羅馬人征服了半個不列顛島，並建立行省，史稱羅馬不列顛。但不論是羅馬人還是布立吞人，跟後來的英國人都沒有直接的血統關係。在超過一千年的歐洲文明演化過程中，英國一直在文明邊緣，在帝國衰落早期，羅馬人就已經棄守不列顛，退回大陸，政治權力的真空令各部野蠻人進佔原羅馬領土，終於形成諸多部落化的小王國——所謂野蠻人（Barbarian），當然是從帝國—文明中心論角度看，歷史常識告訴我們，羅馬亡於野蠻人入侵，他們也隨之帶來了中世紀的黑暗時期。但我們同樣可以說，帝國是自行衰落的，異邦人只是被權力氣壓牽扯到後帝國的真空場裡。
對強大帝國的迷戀，是基於政治上的安全感。社會契約學說暗示了一種二元想像：人類社會要麼在失序中殺伐不止，要麼建立一個有秩序的國家。國家愈強大，秩序愈能維持，互相征戰的原始狀態才能結束。不幸是歷史也早就證明，強大國家跟止息殺伐沒什麼關係，古帝國常是封建暴政，當代強國則多有獨裁極權。強國主義者往往只看到族群（民族、國家等）之間的橫向鬥爭——我們一般稱為「戰爭」，卻無視文明暴力中有一種形態是從上而下的、也是在族群內部微觀地運作。傅柯曾經改寫過克勞塞維茨關於戰爭本質的名言，克勞塞維茨說：「戰爭是政治以另一手段的延伸。」傅柯則反過來說：「政治是戰爭以另一手段的延伸。」兩種說法的差別在於，克勞塞維茨視戰爭為政治問題一時無法解決所作的權宜之計，戰爭的最終目標，還是為政治服務；傅柯則是把政治本質看成跟戰爭雷同，按他的思路，國家治人，就是國家以政治之名，卻行戰爭之實。一種推向極端的說法是，國家，民之敵也。當人民不敵國家，解決方法只有三種：一是順從，二是將國與民之敵對關係戰爭化，美名為「革命」，污名為「叛亂」；而三，則是離開避敵。
我總是把「離散」跟「避難」、以及「對龐大帝國或文明中心主義美學的厭惡」聯繫在一起。即是說，離散總是包含著一點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對「政治／戰爭」的憎恨。中國自古有天朝主義思想，同時伴隨產生水滸精神：周代的始祖亶父帶著族人逃避殷商統治，騎上馬匹，走到西陲的河水邊，才安身下來。至於避暴秦者橫渡日本，或遁入桃花源，抑或是金庸小說主角最後十之八九退出江湖，說到底都是一般意識：國家不仁，幸好國家總有帝力不到之處，要避暴秦，可以落草，可以西逃，也可以飄洋海外。正如羅馬國力再盛，也過不了英格蘭北部的哈德良長城。
但以上所說的，只是人類避難的前現代史。我總覺得天朝式或古帝國式的政治主義無法作為現代政治想象，主因是現代世界已很難再有「方外」的想像。當代左翼把全球資本主義理解為新帝國、獨裁強權則把「影子戰」跟「超限戰」操作得愈臻熟練，可以兵不血刃，就能染指全球任何角落，對諸眾（multitude）行使克勞塞維茨稱為「戰爭」、傅柯稱為「政治」的操控。而這件事甚至不是當代才有，恰恰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當人們把兩場發生在世界局部地區的戰爭喚作「世界大戰」，我們也終需面對一個現代性的命運：世界再沒地緣意義下的「域外」了，人類避難所地，亦只能在「域內」去找。
我沒有親身的戰爭記憶，但聽過、讀過不少。戰爭是殘酷的，這個說法並未觸及人們關於戰爭的情感記憶。更切身、更符合集體記憶的說法可能是：戰爭令人恐懼。因為恐懼戰爭，人便得避難，而兩次大戰（尤其是二次大戰）則改變了人們逃避戰爭的模式：防空洞終於被發明了。空軍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人們戰爭模式，陸軍未到，空軍先至，空襲既成了軍事行動中的重要戰術，也構成了平民對戰爭恐懼的原始記憶。美國畫家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有一幅名為《免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的作品，畫中有一對美國夫婦，妻子正為睡得正香的一對孩子蓋被，父親則拿著報紙站在一旁。通常的解讀是，父親在報上讀到的是關於1940年德軍對倫敦進行大規模空襲轟炸的新聞，這對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父母，則把心思全繫於一對不知戰爭為何物的孩子身上。於是，此畫就產生一顯一隱兩重意涵：顯是在沒有戰爭的美國國土上，孩子尚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而在畫裡沒繪出來的倫敦孩子，這種自由則被戰爭剝奪了。
據說空襲是經歷過二戰的倫敦人最深刻的記憶，從1940年9月起的八個月裡，倫敦被德軍持續轟炸，四萬多平民死亡，十萬幢房屋被毀。德國希望以此擊潰英國人的鬥志，怎料卻激發起後來被稱為「大轟炸精神」（Blitz Spirit）的英國國民集體意志。很多人都會看過一張英國海報：直度紅底，海報上方有個英式皇冠，皇冠下則以一行一字的格式印上「KEEP CALM AND CARRY ON」 （保持冷靜，繼續前進）。這句著名的戰爭口號跟倫敦人對空襲的恐懼記憶無縫接合上，便成了一種命運共同體式的愛國主義。
當時英國政府為保護平民，先把大部份兒童撤離城市，再在城市中興建防空洞。有些歷史照片顯示大批倫敦人逃進地鐵站內躲避空襲的情境，但其實，更有代表性的「防空洞」（Air-raid shelter），則是一些比地鐵站式大型防空洞更孤獨、更私密的小型防空洞。
有一種叫「安德森防空洞」（Anderson shelter）的設計，是一間可躲藏六人的小型鐵屋，屋外鋪上沙包。重點是這種防空洞可直接安裝在平民的房屋裡。原來當時的倫敦人寧可在空襲時留在家裡，也不去公共防空洞，於是政府才特別發明出這種很個人化的防空洞。後來更有一種叫「馬禮遜防空洞」（Morrison Shelter）的設計，它基本上只是一個餐桌般大小、可藏兩人的鐵籠。空襲來到，人們二話不說就躲進這個在客廳上的「防空洞」；空襲過後，人們從「籠」裡出來，又回到家中的「正常生活」。倫敦人就是用這種方式，將戰爭恐懼融入生活裡，進而大幅增強對戰爭恐懼的抗逆力。
至此，所謂「免於恐懼」，已不是指從恐懼之地（如戰場，又如專制社會）逃出來，找尋方外的烏托邦（Utopia）。而是：既然世界即恐懼之地，只有防空洞這類異托邦（Heterotopias）才能保證「免於恐懼的自由」——「免於恐懼」的最佳方法，不是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而是與恐懼共存，直至你可以克服它，那才有戰勝「政治／戰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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