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同渡滄海，看著時代不再。」相信很多人都聽過楊千嬅的《集體回憶》，但可惜隨著格局變遷，這位歌手在我們心中已成追憶。而在政治變革下化為泡影的不單是那些北上吸金的歌手，更是那些在自一九年起被政權摧毀的一切。回首過去三年，香港人遭遇了各種各樣的慘劇，極權的欺壓、戰友鋃鐺入獄等都在我們的心裏劃下一道又一道的創傷。但換個角度來看，這種創傷亦造就了獨屬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和精神烙印。昔年今日，蘋果日報迎來終章，就藉此機會探討這些集體回憶如何讓香港人在陰霾之中覓得一絲曙光。
集體回憶（Collective Memory）是一個群體中的人對過往共同經歷的重大事件所產生的深刻記憶。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認為集體回憶是社會運行的一個自然過程，其作用是消減社會對個人造成的壓力。現實社會對人施加了大量約束，所以人在社會生活中會積累各種負面情緒。我們的心智為了舒緩壓力會提取這個社會過往的一些美好記憶，營造一個過去的烏托邦讓我們對這個群體有更正面的認知。例如通過社會運動，我們會發現香港人並非如想像中勢利且冷漠，必要時亦可以是一群懷著熱血和勇氣的鬥士，對待彼此時自然會更寬容，讓我們在殘酷的社會中得以求存。
集體回憶亦可以強化群體身份認同。從心理學而言，群體身份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是我們構成自我的重要元素。不同的歷史事件和建構了一個群體的身份認同。當親身經歷一些美好的事件（例如運動員在奧運奪金），我們會為這個群體感到自豪，慶幸自己是其中一份子並建構對群體更強的歸屬感。共同的歸屬感會令群體中人更信賴彼此，更容易達成合作，提高群體凝聚力。集體創傷（Collective trauma）亦可以作為集體回憶的一種。當整個群體遭受創傷，例如政權的欺壓，人們會產生同甘共苦、同仇敵愾之感，反而會增強身份認同，並為了復仇提高凝聚力（Bar-Tal et al., 2009）。而這份認同不會被時間所磨滅。Hirschberger（2018）指出，集體創傷的記憶能跨代傳播。即使後世未有親歷，前人創傷的經歷可以強化他們的身份認同、凝聚群體和增強成員的向心力。即使被迫離開故土，群體身份仍然可以在異鄉得以留存。
我們可以從這些理論中得到什麼啟示呢？縱觀古今，一個族群的興衰離不開身份認同，而身份認同的存續離不開對集體回憶的傳承與鞏固。猶太人亡國近千年，但近代猶太人仍可以堅持信念，在二十世紀重新建國，成功的原因在於通過儀式化（Ritualization）維持身份認同。舊約聖經所蘊含的歷史、宗教儀式和教義構建了他們強烈且排外的民族意識。香港人固然沒有自己的「聖經」，但仍然可以用各種方法保存、強調抗爭歷史，例如一些有心人嘗試將蘋果日報數碼化、保存並加以公開。又或者將一些重要日子儀式化，於世界各地舉辦集會遊行。保存歷史，我們才可以將民主抗爭的火種世代相傳。
時移勢易，物轉星移，港人日漸離散，離鄉別井尋求活路，而蘋果之歿已過兩載，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角度看待這段歷史，這些苦與淚、怨與恨會在未來幾個世紀化作集體回憶，緊緊地連繫著天各一方的香港人。
參考資料
1. Bar-Tal, D., and Salomon, G. (2006). “Israeli-Jewish narratives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evolvement, contents, functions and consequences,” in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narratives of conflict: History’s Double Helix, ed. R. I. Rotber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 Hirschberger, G. (2018). Collective traum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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