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文章撰於2月17日）香港文化界有一件大事，就是宋以朗在2月12日把張愛玲、宋淇夫婦的手稿遺物悉數捐予香港都會大學，據報有60箱之多，物件數以千計，超過校方預期（香港媒體以《明報》報道最詳細）。當日的捐贈儀式有網上直播，那天我沒有空，昨晚才在bilibili網站找到影片回看，以下是我的一點感想。
這個捐贈決定我去年已經知悉，當時已馬上問宋公子：為什麼是捐給都會大學？這個選擇有點反直覺，但宋公子的解釋合情合理。最主要的原因，是都大願意同時接收和展覽張愛玲及宋氏夫婦的遺物，而不是像某些大學那樣，可能因為空間不夠，或不太認識宋淇夫婦，只願意收藏張愛玲的東西。
宋以朗堅持把雙親遺物「綑綁式」同時捐給大學，並非出於私心，刻意抬高父母的地位，而是考慮到張愛玲跟他們的通信是一整套的，兩邊對着看才齊全，沒可能要求研究者在某間大學看完張愛玲的信，然後跑到另一間大學追看宋淇和鄺文美的回信，這樣是荒謬的。
看捐贈儀式影片和報道，我才知道除了張、宋、鄺三人的遺物外，宋公子原來還順手捐出宋淇和錢鍾書的通信影印本（錢鍾書書信原件，我在2015年底已替宋公子物歸原主，交到楊絳手上）。這「附送品」的學術研究價值，根本不低於張愛玲的信啊！
由吳學昭（吳宓女兒）編輯、去年出版的《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宋淇的信收錄最多，但錢的回信只有零星片段（她手頭上的錢鍾書書札，就是十年前我送到楊絳家中的那批，是有完整內容的）。老實說，我不清楚編者是什麼心態：想保護錢鍾書的私隱，卻不介意暴露其他人的信件？
宋淇是錢鍾書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上海已認識的好友，兩人無所不談，也只有在摯友面前，錢鍾書才盡顯口沒遮攔本色，肆無忌憚月旦其他學者作家，講一些你不會聽到他公開發表的俏皮話。這正是《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刻意刪掉的部份，而這許多失落的拼圖小塊，來日都可以在都會大學藏品找到——這簡直是現代文學研究的寶庫。
另一件令我意想不到的贈品，是宋家客廳那張雅致的扭條花鐵餐桌，我心想，連這麼有文化價值兼滿載回憶的餐桌也捐掉，宋公子這回真是豁出去了。不知道背後歷史的公眾，大概看不出區區一張桌子有多珍貴。這是宋淇昔日上海家中擺放在花園的餐桌，1949年整套運到香港，你可想像大半世紀以來，數之不盡的文化名人都用過它，錢鍾書、楊絳、傅雷、張愛玲⋯⋯
餐桌的年紀比宋公子還大，一直用到今天，依然穩如泰山。宋公子常說，他小時候會在桌上放一塊木板，把它「改造」成乒乓波枱，跟一些到宋家串門子的新晉演員打乒乓波（宋淇當時在電懋任職製片主任，朋友都是電影界的人），而那些年跟小孩宋以朗打過波的人，就包括還未成名的曾江和王羽——對，就是那個後來拍《獨臂刀》，更在台灣當上竹聯幫大哥的王羽。宋公子在捐贈儀式中笑說，都會大學將來舉辦展覽，這餐桌應該是「打卡景點」，我完全同意。
宋淇夫婦的遺物，本身已有很高文化價值，其實不必依附張愛玲的驥尾。鄺文美是一流翻譯家，她的文章端凝雅潔，產量少，但每篇都是精品；宋淇是燕京大學西語系才子，學貫中西，詩歌、散文、翻譯、評論無一不通，1981年皇冠出版的文集《昨日今日》是我很喜歡的書，展示了宋淇跨領域的才學。然而他們生前非常低調，既不亮相，也不寫專欄，香港大眾才鮮有聽聞。
也許冥冥中自有主宰，即使宋淇名氣不大，書也罕見，但我讀中學時，卻莫名其妙在公共圖書館借得宋淇的《林以亮詩話》（當時我完全不知道誰是宋淇），讀後佩服不已。因為此書，才知道他有位好友叫吳興華；很多年後我因為想看吳的遺稿，才機緣巧合認識宋以朗，然後誤打誤撞寫了《蘋果日報》專欄。
以上所說的不是蝴蝶效應，只是檢視人生的因果鏈後，發覺今天我在這裏寫，你在這裏看，歸根究底，的確源於宋淇這位香港文化界隱世高人。十多年前，本答允協助宋公子編纂宋淇全集，可惜先是個人俗務叢脞，拖延數載，繼而社會風雲變色，香港亦滄海桑田，至今還未能編成宋老先生全集，實在慚愧。
宋以朗在捐贈儀式答問環節提到，他喜歡當年宋淇編劇的《南北和》，但此片涉及北方人和香港人的文化衝突，有很多「偏見」；然後他打趣道，在今天這個追求「和諧」的社會，類似題材可以再拍嗎？宋淇和香港文化的關係，確實就是可一不可再的「南北和」，但願他留下的文化遺產好好保存下去，讓後世能夠窺見香港那個逝去的時代，那個文化交匯仍有無限可能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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