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紀錄片《二十二》的導演郭柯說自己拍這部影片從來沒想成就什麼，只想盡一個電影人的本分——記錄。二○一二年，他拍過一部「慰安婦」倖存者韋紹蘭和她「日本兒子」的短片，後來覺得應該記錄的遠不止一人。
二○一七年，紀錄片《二十二》上映，郭柯以冷靜手法記錄了二十二名「慰安婦」倖存者的晚景。十月的「華語紀錄片節」中，《二十二》作為「慰安婦」專題放映片之一，再次與香港觀眾見面。
上映六日 票房破億
二○一四年，《二十二》開拍時，中國內地僅有二十二名公開身分的「慰安婦」倖存者，影片上映時，數字變成了八。影片走到公映，經歷難以想像的困難，提及當初投資人撤資，郭柯說：「這是回報率的問題，投資人希望可以講一個好的、讓人能看進去的故事，但是《二十二》恰恰不是以故事性取勝，不是說沒有故事就是好，因為題材的原因，我認為故事性可以削弱。」《二十二》沒有旁白，沒有歷史畫面，也沒有配樂，與公眾認知中的「慰安婦」符號有別。拍攝劇情片出身的郭柯認為紀錄片最主要的是放下自己的主觀看法，不要去創造東西，要去發現東西。影片中他把老人們當做普通人來拍：「事實上，你能把老人們全部記錄下來，能拍到她們生活中瑣碎的事情就可以了。」誰也未曾預料這部公映宣傳費也要依靠眾籌的電影，上映六日，票房破億，成為去年的票房黑馬。
影片中的毛銀梅原名朴車順，從韓國逃難到中國，被日本人騙進「慰安所」，逃脫後在中國一住就是七十年。母語早已淡忘，說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與養女一起生活。郭柯承認最初拍攝時，希望老人們說一些過去的經歷，拍攝過程中卻發現她們的生活狀態都很平靜：「她們不說，難道我們就不相信她們過去的遭遇嗎？」毛銀梅唱起存於年少記憶的韓國傳統歌曲《阿里郎》、《桔梗謠》，但也會對着鏡頭突然蹦出日語的「歡迎光臨」、「請坐」，時代的苦難已成為印記。有一次，毛銀梅提及過去，說了幾句突然哭了起來說：「不說了，不說了，說了我不舒服。」這時，郭柯選擇將鏡頭拿開。拍攝最後一個主要對象——李愛連時，郭柯的想法就是拍攝她的日常，至於老人的過去，說不說，已經不重要。李愛連新婚不久丈夫被日本人抓去了，隨後她也被抓走。老人說起往事語氣平靜，郭柯曾在內地媒體《每日人物》的訪問中提及拍攝結束前的一個雨天，李愛連跟他們說：「過去那些記者來採訪，我都不說實話，他們每次問那些問題，都當着我的兒媳、孫女，我怎麼說得出口。」
把老人當成自家親人
問郭柯如何把握拍攝尺度時，他說：「其實很簡單，只要把老人當成自己的親人就可以了。假如我的親人遭受了這樣的苦難，我也就只能問到如此程度。」郭柯在拍攝《二十二》時是有保留的，他說﹕「我們跟老人們相處了很久，在充分信任的前提下，把她不願意說的事情說了，如果我把它拍下來剪到片子裏，不是變相欺騙老人嗎？」面對鏡頭另一邊的故事，郭柯坦言自己未能用一個完全克制的心態去拍，但認為只要盡量把「真實」展現出來就是好的，拍攝就是有意義的，他說：「如果有一天老人們去世了，我所做的是對得起她們的，因為沒有用所謂的『創作』去篡改她們。」
影片拍攝結束後，雖不是經常聯繫，《二十二》的團隊每年也會去看望老人們，郭柯希望透過電影，能在生活上給老人們提供一些幫助：「不是因為我們這個團隊有多麼偉大，是因為社會給了這部影片一些可能。作為主創應該明白為什麼有現在這個成績，真的不是因為影片拍得多麼好，而是因為人。影片的社會效益還是要回到根本——老人們的身上，去改善她們的生活，例如：當老人生病時，能不能在當地聯繫醫院看病或者請醫生上門診治；將一些收益給到家人，讓他們能更盡心的照顧老人們。」
今次「華語紀錄片節」還有另一部「慰安婦」題材的影片，由加拿大華裔導演熊邦玲拍攝的《等不到的道歉》是在網絡眾籌下拍成。影片追蹤三名來自中國、韓國及菲律賓的老人，他們有人為指證日軍的罪行四處奔波，希望有生之年能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有人卻等不及而離世。這些難以啟齒的個人經歷，正因為有紀錄，終不至在歷史中被湮沒。
■《二十二》
日期：10月22及28日
■《等不到的道歉》
日期：10月26日及11月1日
地點：MOViE MOViE Cityplaza
票價：$85
查詢：visiblerecord@gmail.com
文：彭月
編輯：王翠麗
電郵：culture@mingp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