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歐洲國家多年的伊朗裔導演 Ali Abbasi，前作《邊境奇聞》（Border）一鳴驚人，將北歐神話中擁有全知嗅覺的山怪帶來現實，展現邊緣小眾置身文明社會，裡外不是人的兩難局面，也藉異族的目光觀望人類之惡，反常的故事角度教人深刻。該片在國際打響名堂，讓他能夠開拍以伊朗連環殺人犯為題材的《聖誅》（Holy Spider）。導演在 Cineuropa 的訪問表示自己放下了過往創作的魔幻特色，現對時事和政治議題更感興趣（特別是伊朗正出現一片對抗極權政府的示威浪潮）。這份決心為《聖誅》確立了一個清晰明確的目標，要透過故事引導我們反思有毒的社會文化，別具批判力度。
本片跟早前具話題性的 Netflix 劇集《食人魔達默》（Monster: The Jeffrey Dahmer Story）和港片《正義迴廊》的敘事目的相似，一樣取材過去真實發生的謀殺案，亦有針對媒體報導和司法的描繪，企圖刻畫現代依然存在卻未見改善的社會問題。是故，《聖誅》的戲劇重點不在驚悚類型片重視的追兇過程，而是著力描繪專門虐殺女性性工作者的殺人犯「蜘蛛殺手」Saeed Hanaei的犯案心理，以及當時民眾對事情的反應，從而展現伊朗社會根深蒂固的厭女風氣，作警惕世人之效。
樣貌沉實的 Saeed，平日在工地幹活，外型看來跟一般勞動階層的伊朗男性無異，不像一個會仔細策劃毁屍滅跡的智慧型罪犯。家有一子一女，與家人生活相處和睦，徹頭徹尾是一個精神正常的中年男人。就算他是一個虔誠的伊斯蘭教徒，自認履行神聖使命，殺害妓女，清洗街道，導演 Abbasi 也沒有像同類電影般刻意揭挖、放大他陰森恐怖的一面。我們甚至可以看到當 Saeed 伏在地毯禱告時，女兒撒嬌地騎在他的背上，他只溫柔地教誨女兒不應打擾禱告，最後更一起在地墊上玩耍，不見宗教狂熱者常有的偏執。
Abbasi 從沒將 Saeed 的殺人動機歸咎於宗教信仰，焦點亦不在伊斯蘭教的教條（伊朗政府以本片侮辱穆斯林為由，向康城影展作出控訴，更是證明宗教神明已淪為人們行惡的藉口），而是透過觀察 Saeed 隨心的犯案、明知性工作者陸續遇害也漠不關心的法官、對外來記者色迷迷的警察、群眾對「蜘蛛殺手」的追捧，周圍充斥貶低女性、保守的氣氛，隱約解開了 Saeed 下手的原因，是源自社會對女性的操縱和約束。當這些女性各自因不同原因賣身，違背了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期望，便會被社會唾棄成不值擁有生存尊嚴的人。默然容許像 Saeed 自覺受真主感召、掌握權力的男人，大義凜然地侮辱、甚至殺死社會定義為「不潔」的女人。這一點，在 Saeed 落網後，民間和媒體紛紛視他為「為民除害」的英雄，為他歡呼喝采，具體地展現了一眾厭女者極端的偏見，眾人彷彿皆有消滅不合自己心意的女性的欲望，而 Saeed 的出現令他們惡毒的願望成真。亦即是，殺害女性的不（單）是 Saeed，而是整個由男性主導的群體，就是一個有毒的父權社會。
《聖誅》最可取的是它具體地呈現出厭女和父權社會是怎麼一回事，不流於概念化或典型的侵犯事例。前半段鋪陳兇手與追查事件的女記者雙方的日常，後半段利用群眾對慘劇反常的歡騰反應，映照那些埋藏人心的文化意識對女性的傷害和箝制，就連兇手妻子也甘願維護丈夫，責怪那些女人不檢點所以死不足惜。
這不禁令我想起今年年中香港發生的一宗謀殺案，一名任職瑜伽導師的年輕女士疑遭前男友殺害。本來事件令人同情遇害少女早逝，不少好友於網上發文悼念，後來卻有討論區網民單憑她發佈的照片、其性感衣著肆意揣測她過去的人生，一撮網民更因此聲援兇手，認同其所作所為。
當伊朗社會體制習慣以宗教為由，合理化對女性的剝削及束縛，香港的社會又何嘗不是以傳統、道德的旗號控制女性的一舉一動？可悲的是，香港作為高度發展的文明城市，人們往往不加思索地將厭女的指控簡化成是追求「政治正確」，甚少反思自己一直信奉的價值是否恰當。跟《聖誅》所展現的氛圍相差無幾，只不過香港社會沒有宗教作為擋箭牌而已。
Abbasi 捨棄《邊境奇聞》及往作的魔幻調子，在《聖誅》表現了作為電影人的風骨和對國家社會的責任。不過，我對於這種強調喚醒觀眾思考的主張，始終有一定的保留。特別當影片的議題性凌駕了人物，人物變成了一個社會群體的代表——Saeed 是虔誠信徒及厭惡女性不檢點的大男人、女記者是努力對抗父權體制的女性——他們變得只有一個面向，不夠血肉。同樣以人物故事觀照社會的作品，例如法哈迪的《伊朗式英雄》（A Hero）、堅盧治的《對不起，錯過你》（Sorry We Missed You）在人物發展及社會控訴兩方面取得平衡，不斷深入主角的苦處，也逐漸揭露社會的陰暗面。相對而言，《聖誅》較側重於題旨的表達，作品變相成為了一則給厭女社會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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