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過去這幾年,對於曾經憑着《海角七號》和《賽德克.巴萊》而成為台灣電影之光的魏德聖導演來說,無疑是接二連三的沉重打擊。籌備多時的《台灣三部曲》甫開拍不久,卻遇上世紀疫情,無了期的停擺幾近燒光製作資金,令拍攝計劃胎死腹中;與此同時,《賽德克.巴萊》亦鬧出版權爭議,魏德聖不服氣,最終與片商對簿公堂,人財兩失。昔日光環粉碎,讓魏德聖從台灣影壇神枱墮下,甚至跌入谷底,卻又因此對電影和生命有了另一種頓悟。如今透過一部溫情小品BIG重新上路,他時而唏噓,卻又有種千帆過盡的泰然淡靜:「自己想怎麼做,就怎樣做吧。我不想再接受別人的期待了,其實我也變得沒有很在乎別人希望我怎樣做。」
以病房故事自我療癒
時隔6年,魏德聖終於帶着久違的新作BIG再次來到香港。電影是一個關於6位癌症兒童的病房故事,但並不是一般所謂的「兒科聖手」醫療劇,甚至加插了幾段小孩子團結對抗外族入侵者的冒險動畫,將抗癌過程卡通化,整體風格較像童話故事、兒童電影,與魏德聖歷來幾部刷新台灣大片格局的代表作完全不同。據他形容,BIG的故事原型來自20幾年前的一件往事。「那時候,我採訪過一個骨癌截肢的女孩,在採訪的過程裏,她就像個天使,一直笑瞇瞇地講她在癌症病房裏的經歷。我好奇說,難道都不會痛,不會哭,不會鬧嗎?她說,還是會痛,還是要治療,可是哭啊鬧啊都沒有用,所以這裏大部分的孩子都懂得忍着痛。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跟我講,她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不想活的孩子,而且每一個孩子都相信自己可以活下來。」
而正正就在魏德聖面臨電影生涯最大挫折,《台灣三部曲》受疫情拖累而陷入僵局,復工無期,龐大的製作計劃陸續腰斬,甚至不得不放棄之際,他重新想起這個一直放在抽屜裏的小故事。「看起來最小、最弱、最無力的孩子,反而是生命力最強的人,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還是想要活下來。有多少大人想死啊,多少老人不想活,被放棄啊,或者是我們自己放棄了自己。」「那時候我的心情是很不好,還出現了有一點想不開的念頭。我必須強迫自己分心一下,轉移注意力,要不然我真的會想不開。」就是這樣,魏德聖笑言,在最灰心失意的時候,決定每天早上4點起牀開始寫BIG的劇本。「每天早上邊寫邊笑邊流眼淚,當然了,然後寫到中午就要回到公司面對一堆鳥事。」結果寫了一個多月就完成了劇本,也可以說是一個自我療癒的過程:「雖然事情還是沒有解決,可是心情好了,想開了,把一些負能量都釋放掉了。」
BIG拯救不了故事裏的血癌孩子,卻把魏德聖帶出了人生低谷。如是者,他暫時放下念茲在茲的《台灣三部曲》,轉而用最小的資金及時間,在疫情期間開始進行拍攝。「尤其在整個大世界、大環境裏,疾病的壓力還在,經濟生活的壓力還在,政治上面的紛紛擾擾還在,這些讓人喘不過氣的壓力,都希望能透過一部電影把它釋放掉。」
不再為別人的期待而拍電影
除了《台灣三部曲》停拍腰斬,完成之日遙遙無期,更禍不單行的是,疫情期間鬧出《賽德克.巴萊》的版稅糾紛,魏德聖從未想過因為錢銀瓜葛要公開指摘曾支持自己的片商,興訟收場。雖然事件已在魏德聖來港宣傳BIG之前隨着庭外和解告一段落,但提及跟昔日的合作伙伴不歡而散,魏德聖仍然有些激動。
「坦白說,《賽德克.巴萊》那個事情是早就發生了的,我本來就認了。」稍頓,他說得份外沉重:「對,是我不小心,是我不長眼,在我最忙的時候,沒看清楚就簽了不該簽的東西,什麼都是你的,我也沒有再跟你計較,我也沒有領到半毛錢的工錢。只是說到最後變成是我還欠你錢,這是我難以接受的。」雙方最後透過法院訴訟,既令人難堪,也使他倍感心力交瘁。他長長嘆了一口氣:「走來走去,走到後來就覺得不如算了,所以談和解就結束了。彼此都受了傷,但是彼此也傷得不重,就這樣算了吧,反正只要公司還在,我們沒有負債,就能繼續拍下一部電影。」
「總之解決了就好,反而對我來說,《台灣三部曲》的拍攝過程對我傷得比較重……」念頭突然一轉,魏德聖黯然承認:「因為原本的很多承諾,我都做不到了。」
《台灣三部曲》的原初構想非常宏大,不止是《首部曲:火焚之軀》、《二部曲:鯨骨之海》、《三部曲:應許之地》這3部電影,還包括紀錄片《尋找福爾摩沙》、動畫電影《達娜米》以及跟政府合作的若干歷史文化園區工程,單是電影本身的製作預算便高達45億新台幣,但如今一切都可能變成空中樓閣。疫情過後,為減省拍攝成本,魏德聖決定大幅縮減規模,將《台灣三部曲》改為動畫電影。
「3部電影要同時開拍的那種壓力是會放鬆一點,現在一樣有壓力,但至少那個壓力不是那種大到我一個人扛不住的壓力,我還扛得住,就慢慢往前走,是比較慢,而且是有些實驗性的東西。」雖說是出於「慳錢」的節衷做法,但魏德聖過去從未拍過動畫電影(所以BIG裏的動畫部分,也是《台灣三部曲》動畫化的先行試驗)。他承認,自己在製作動畫電影的過程裏,同樣有很多未遇過的難題,「但至少這些難題是在製作過程裏面,是在可控的範圍之內」。他苦笑。
曾經野心勃勃,再下一城,締造台灣電影史的新一頁,來到現在隨遇而安,只盼善用僅有資金,與創作團隊砥礪前行,繼續做電影。魏德聖坦言,心態上的許多轉變,都與BIG這部小品電影有關:「它出現在這個時間,讓我想開了很多事情,覺得世界真的好大,我們人類存在於大宇宙裏面,還不是一粒沙?既然這樣,我在意那麼多事情幹什麼?」
「我就應該自由一點才對啊,所以就不會再像之前那麼在意版權是誰的、錢不夠怎麼辦、別人怎樣攻擊你、你又要怎麼回應別人的這些東西。怎麼樣都算了,就把自己的事情好好做好,我不需要跟誰去證明我是不是那個樣子,我只要自己知道我不是就可以,我知道我能做什麼就好。」走過高山低谷,魏德聖回想當年《海角七號》和《賽德克.巴萊》的空前成功,以及剛要開展《台灣三部曲》這個重寫台灣400年歷史的史詩式計劃,橫跨電影、紀錄片、文化園區及歷史教育幾個範疇,業界對他有着很大的期待,甚至視之為台灣電影的里程碑。「從前呢,我就是這樣一個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不知道自己有多小的人,所以就一直往前衝,衝出一個所謂奇蹟的東西。可是後來面臨很多挫折,甚至票房上失利的時候,終於令我知道世界有多大,自己有多小了。」
「你期待,是你的事情,但你期待我那麼多,為什麼你自己不努力?我只能做我想做的,我也只能完成我能完成的。」他緩緩嘆道:「現在我不需要去面對這些為別人的期待而活的挑戰了。」
「我應該面對的是,我還有沒有非要完成不可的東西呢?《台灣三部曲》是我非做不可的東西,所以我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都會把它完成。」他說。
《台灣三部曲》的前世今生
「你說得對,就是大航海時代的台灣。」用魏德聖的說法,《台灣三部曲》其實是《賽德克.巴萊》的某種延續,但今日看來,它同時又是《賽德克.巴萊》的反面。
「我是在1998、1999年左右完成《賽德克.巴萊》的劇本,經過蠻多的資料蒐集過程裏,讀到王家祥的小說《倒風內海》,講述了400年前台灣的原住民經歷。那個故事我看了很喜歡,原來400年前的台灣是長這個樣子的,感覺既陌生又熟悉。」他接着說:「終於寫完《賽德克.巴萊》的劇本,但那種興奮感覺不到5分鐘就結束了。突然間心裏又覺得,我寫完了關於台灣原住民祖先的故事,我自己的祖先呢?我連自己的曾祖父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連我自己的歷史都不知道。」
於是,魏德聖沿着《倒風內海》的線索,隨即開始構思另一個更宏大的「三胞胎」劇本。「由我來寫這個故事,並且要把它寫成3個劇本、3個族群,用3個觀點和角度來詮釋一個時代。我的母系祖先是原住民西拉雅人,我的父系祖先是明朝漢人,還有外來殖民的荷蘭人,他們是怎麼在這個土地上共同經歷,從衝突當中去彼此認識呢?要怎麼讓這3個故事各自獨立又彼此交集?」
從廿多年前開始部署《台灣三部曲》的電影大計,到後來準備開拍,到疫情遇上阻礙,變成動畫電影。儘然有些遺憾,但魏德聖深信,要完成這三部曲的理念和信心都沒有變,但除了故事細節的調整,創作心態上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
「那心情就跟BIG裏面要說的事情有點相似,生命是逃出來的,反抗只會讓你趕快結束,但是你要逃,因為逃了才能夠活着,活着才有機會。以前在《賽德克.巴萊》講的就是反擊,但如果反抗就一定會死的話,你為什麼還要反抗?我在《台灣三部曲》跟BIG講的就是逃。」他答得無比篤定:「逃,然後活着。活着比較重要,活下來就有贏的機會。」
雖然《台灣三部曲》某程度上來自《賽德克.巴萊》,但從《賽德克.巴萊》的成功到糾紛,來到現在的《台灣三部曲》,他形容自己選擇了不再反抗,而是想辦法讓自己逃出去。「討死不如賴活着,我知道這樣的轉折真的很大,因為我有了一個很大的體會,歷史是由死去的人創造的,但歷史是誰寫的?是活下來的人寫的,所以活下來的人才有權利去決定你為什麼而死。」
他進一步提到,或者是在籌備《台灣三部曲》屢戰屢敗的過程裏,許多經歷都在潛意識裏一直累積。「明明是我創造的,為什麼我要被你去寫?所以我要活下來,自己寫自己的歷史。我不要創造了歷史,然後我死了,交給沒有參與過的人去幫我寫我的故事,你怎麼知道他用什麼角度去看?英雄都變狗熊,狗熊都變英雄,也不知道他們會寫好寫壞。」
「創造歷史的人,用自己生命去換一個機會,歷史卻被別人搶走了,而不是由自己講述自己的歷史。」當然,也是魏德聖經歷了紛紛擾擾、走出谷底的感懷自况:「就這樣子死去,我覺得不值得,死得太不值得。」
文˙紅眼
編輯•周淑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