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造的人協會屢遭同志組織及已停用該協會提供之服務人士指控，認為其輔導手法為「拗直」性小眾。此專題的受訪者張煦峰（Alvin）為「拗直治療」過來人，指控協會輔導令他承受巨大精神困擾，他因此出現持續多年的抑鬱、焦慮症狀；去年，他被診斷患上複雜性創傷後遺症。二○一六年曾有傳媒以放蛇形式，揭發當時負責帶領小組的羅文麒牧師將同性戀定性為「罪」，並多次批評同性戀者。惟協會創辦人、精神科醫生康貴華一直否認相關指控。
為了探討相關指控、爭議和後續引發的思辯，本刊記者深入「」新造的人協會」，與協會社工面談兩次，每次面談約長一小時；並採訪兩名近年才離開協會的性小眾，盡量還原協會「輔導」今貌。
記者以女同志身份致電該會，職員簡單詢問名字、職業、年齡後，便安排一位名叫Gloria的職員以WhatsApp聯絡記者，相約會面時間。該會地址神秘，其網頁並無相關資料，當記者以訊息追問見面地點後，事隔六天，才獲對方告知地址在佐敦；記者再度追問，對方表示先約在佐敦地鐵站某出口等。首次會面前半小時，Gloria又突然傳訊息告知協會的實際地址，着記者自行前往上址。
協會社工疑為「後同」
到達時，Gloria開門迎接，自稱為新造的人協會社工。記者以當事人身份，在第二次見面末段問對方可否提供名片，她以「正在印刷新卡片」為由婉拒。翻查網上資料，她曾以「後同」（後同性戀者，即曾是同性戀的人）身份，接受多間傳媒訪問。根據關注「後同」組織後同盟於二○二○年出版的《敢於不同 十五個跨虹者的故事 – 香港篇》所示，Gloria為時任後同盟召集人。
協會位於一個單位內，大堂沒有其水牌，大門上亦只掛上「言道中心」的標示牌。單位內分隔了三數個房間，輔導就在其中一個佈置簡潔的房間內進行。另一間面積較大的活動室，牆上貼上「忘記背後 努力向前」的揮春。
強調同性戀後天成因
首次見面，Gloria首先了解個案情況，隨即介紹協會背景，稱「是基督教信仰，但輔導是比較中立」，「我們叫這裏『半教會』」，又指是「信仰下面的輔導服務」，並指無論是否基督徒，協會都會提供相應輔導。
Gloria表示，「同性戀不一定要變成異性戀，其實這個概念是錯的。但來到的朋友，可能有些機會是受了一些創傷，或者可能受一些成長經歷的影響，令到他和同性戀在一起。」接下來，她不斷引述過往輔導個案例子以支持其論點，指有女案主因為曾被人「飛」，所以不再相信男人，其實並非真的如此喜歡跟女生拍拖。她多次指出同性傾向有其後天原因，「我有些個案是他成長的經歷可能有些事情發生，令到他比較怕異性，但他又有戀愛或親密感的需要，所以他就找了一個同性，其實過程是有很多原因的。」
Gloria接着開始提問，最初圍繞生活經驗，包括何時得知自己的性傾向、家人如何施壓，對家人施壓有何感受、家人如何得知女兒是同性戀、身邊的朋友是否知悉自己的性傾向等。然後問及過往與女性拍拖的經歷，詳細地詢問：「你喜歡對方什麼？喜歡怎樣的女生？當有親密關係時，有何感覺？是否很喜歡目前的女朋友？」
再後來，她提出更多問題：「如果有一個這樣的男仔追你，你會唔會都ok ？」「好多男生也是這樣，為何你不會考慮男生？」、「是否真的對男生沒有感覺？」、「其實會否覺得男生很難carry ？」、「與女友一起多年，是不想分開；還是其實不是很夾，只是不好意思分手 ？」
她指提問用意僅為幫助當事人了解自己，「其實我不是叫你去分辨男女，而是我想reflect給你看，其實很多這些想法在背後。」又再三強調：「其實很多經驗都會令到一個人會選擇同性。」會面期間，她多次建議當事人要先認識自己，並指出：「 有時候認識自己後，會更容易作出（性傾向）選擇。」
Gloria表示，新造的人協會的受助者多為基督徒
稱「輔導」並非「拗直」性小眾
第二次會面與上一次相隔一個多星期，Gloria狀甚疲憊，多次打呵欠，再次問及當事人何時發現自己的性傾向，又再次請當事人分享過去與女生談戀愛的經驗，期間一度遺忘當事人名字。
她要求當事人數出三個自己的優點，亦通過畫圖表方式，檢視自己除了同志身份以外，還有由什麼特質構成。期間，Gloria指出輔導並非「拗直」，「我們也不是那些『「拗直」』的，每個人都有他的選擇，但有些人是會改變的。」
輔導期間，Gloria以一同畫圖表的方式了解當事人。
記者以當事人身份詢問到底性傾向是否真的可以改變？她回答：「我只能說根據我們的經驗，有人在走這條路，過程不是那麼容易，當中也有很多學習。」
兩次會面，Gloria分別贈予當事人協會於二○一三年出版的刊物《同話．家 一羣「櫃父母」與後同的家常話》和《給最後女友的信》。前者講述「後同」與同志父母的關係，後者則是關於七名女「後同」決定告別女同志生活的經歷，Gloria在推介後者時，稱「你應該會有共鳴」。
前義工退出協會
除了面談以外，根據新造的人協會網頁所示，該會還有小組活動，但列明為「非公開」。輔導期間，記者曾詢問小組活動詳情，惟Gloria表示，小組主要是供有信仰人士參加，要彼此都是基督徒才能成為同一組的成員，暫未能讓沒有信仰的當事人參與。記者透過其他渠道，找到曾經是協會義工的Kit（化名），了解協會其他活動的情況。
Kit是女同志，也是基督徒，因信仰緣故，經歷過很多「想自己能夠改變」的時刻。她曾成為協會義工兩年，直至與同性拍拖，有感被協會的人認為「骯髒」，遂退出協會。
初接觸新造的人協會時，她本以為「好像找到一些方法」改變。當時，她認同協會所指：「保持自己不拍拖的狀態，專注在信仰上，學習與神溝通」。於是，她在二○一六至二○一八年間，成為了由協會舉辦，讓同志家長參與的家長小組義工。不過，她當時認為，自己心底都是為性小眾着想，希望小組的家長「至少不是在傷害小朋友，讓他們更加懂得怎樣和自己的子女相處」。後來，原本在守獨身的她遇到心儀的同性，促使她在二○一九年離開協會。她表示當時拍拖，仍然相信：「我和信仰的關係是很好的，我是愛主的，我不覺得上帝斥責我這個行為。」她繼續說：「那就和協會不同，協會覺得，我應該覺得很罪疚，滿身骯髒。」
前求助者：「是軟性拗直教育」
去年才離開協會的周卓楓，同樣反對協會的主張。他是一名男同志基督徒，過去曾一度「對自我形象、角色很混淆，有些面對不到自己，想找出路。」二○一七年，當時約二十四歲的他，自行接觸新造的人協會，體驗過個別輔導、小組活動。五年後，即二〇二二年中，他決定離開協會。曾經深陷在掙扎中的他得出的結論是：「協會不值得跟隨」。
當時，協會受助者的男女比例約為七比三，年齡主要都是四十歲以上，以五十歲到六十歲為主。「後同」輔導員多會「鼓勵（男受助者）單身或者跟女生拍拖」。小組活動多以五至七人一組，也有舉行聚餐、行山等較大型的活動。他形容，活動「沒有太大壓力」，惟氛圍主要是引導大家朝異性戀生活「進發」。小組內曾有其他組員與異性拍拖，他形容，好像有「future picture」。不過，就他所知，這些戀情都以分手告終，有組員後來繼續和同性交往。
五年間，他見盡協會眾生相，自己亦接觸到同志友善教會，對性傾向的看法漸有改變。「我見到協會內有些人去到六十歲，都是在掙扎，就是這樣抑壓了自己整個人生，從沒有拍過拖，那我就覺得很可惜。他們未試過讓自己真正地愛一次，我覺得是浪費了人生。」他形容協會「想法太迂腐，不切實際，是自欺欺人」。
綜合自己的經歷，他認為與其說協會在進行「拗直治療」，倒不如說是「拗直教育」。「我覺得那是軟性的，他們某程度是灌輸你去和異性拍拖。」他說：「我不認為性傾向可以改變，我反而覺得社會或者信仰給予性小眾壓力，要大家貼上道德的規條，跟隨一個標準答案。但當人離開了這些枷鎖，其實可以選擇跟從自己內心的需要和渴求。」
周卓楓認為，若「後同」真心因為與異性拍拖而感滿足，他會尊重，但不能接受他們自欺欺人。（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本刊曾向新造的人協會詢問對上述說法的回應，協會以電郵回覆本刊：「由於我們不清楚相關情況，因此不會作出任何回應。」
翻查二○二二至二三年度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獲資助項目名單，新造的人協會獲批29,935元，報稱用以提供互助小組、工作坊、輔導／支援服務。本刊就協會項目向當局查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以電郵回覆本刊：「申請項目須符合計劃的宗旨，即促進不同性傾向人士及跨性別人士享有平等機會或為性小眾提供支援服務，才會獲考慮資助。若評審委員會知悉項目申請機構有違背計劃宗旨或目的的情況，在審批有關申請時亦會作適當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