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子光的《風再起時》，片名本來就具有一定的重量。影迷會想起伊朗電影大師阿巴斯的《The Wind Will Carry Us》，普遍香港人則可能會記起張國榮的同名金曲。電影取了這個別具詩意、份量的名字，敘說兩大探長磊樂（郭富城）和南江（梁朝偉）狹路相逢的故事，像隱身到最後的說書人，用此四字概括人的一生：外邊，風起了；人也隨之浮動。而這陣風，是時代。
或許是篇幅有限的緣故，也許是送審制度限制了故事內容，長約兩個半小時的《風再起時》沒將人物生平和香港歷史一五一十說清。剪接的利刃將各樣真實事件如日軍侵華、雙十暴動、六七暴動，化成散落一地的碎片，有的能拼湊出完整的圖案，有的卻只見端倪。在零碎的敘事中，磊樂和南江沒有立體的輪廓，甚至消減了原型人物（雷洛、藍剛）的傳奇色彩。取而代之電影積累了許多無法輕拂抵消的情感，兩個男人分別為錯落的愛情、疏離的親人關係，感到遺憾、寂寞、壓抑，構成了《風再起時》的基石。
《風再起時》敘事時序散亂，以七十年代廉政公署通輯貪污警員為始，先以南江的旁白角度憶述少年時代加入警隊的經過，再插入磊樂的敘事，縱橫交錯，編寫兩人的成長往事及後來的跌宕。電影不斷游離於彩色的現在與黑白的過去，採用意識流的敘事埋藏二人回憶裡羞於面對的真相，留至戲劇高潮才揭曉塵封的心事，觀眾難以完全進入他們封閉的內心。看完電影不免有種被懸掛在半空的感覺。沉重的過去把人拉扯至地面，輕盈的敘事步調卻叫人浮離傷感的情緒，一切輕拭而過，沒有一份確實的東西留下來。
「我上一部戲《踏血尋梅》是重的，《風再起時》很不一樣，是輕的，特別輕，真的就像一陣風吹過。」翁子光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刊物裡如此記道，這番自白某程度是準確的。圓滑的南江往往為顧全大局而隱藏私人情感（真相），有本事輕描淡寫父親（生父和日軍長官）對自己造成的創傷，但當攝影機投向野性的磊樂，一直沉溺於失去初戀情人的傷痛，導演配上煽情的歌曲、心理表現強烈的夢境，映襯磊樂的內心傷痕，便顯得特別重手。前後風格割裂失衡，令人懷疑電影的站腳點和敘事意義。
電影一方面以南江老練的角度笑看時代興衰，另一方面磊樂留戀過去，慨嘆被時代淹沒而無法前行，兩人個性南轅北轍，然而戲劇衝突卻落在一段無稽的三角關係——雙雄戀上了同一個女人——藉此連繫沒有共同點的他們。相信這是教許多觀眾無所適從的原因，劇情的焦點變得隨意，主題模糊。
《風再起時》很多缺失是來自劇本的空洞、結構散渙，但矛盾的是，它製造了一份敘事的自由，令編導能隨意地抒情，當中的情調和感傷實為罕有，使電影走出典型香港傳記片的套路，變得獨特。譬如說，你可曾想過在追求敘事效率的香港電影裡，看到主角對著情人心花怒放之際，忽然載歌載舞；雙雄槍戰火拼，導演卻將焦點放在那個單純的孩子（平民）。
我直覺認為《風再起時》是一部擁有情感深度的作品。它對香港殖民時期的氣氛、人的精神面貌、香港人的精明，均成功勾勒出一些可以觸碰的印象，而非流於表面的情懷。但當要具體地在電影裡探尋創作人如此感性的原因，看著這堆各說各話的影像段落，實在也無從入手。
風，有強有弱。要乘無形的風，說關於時代、人生的話，首先需要保持輕盈的姿態，淺淺地說深深的話。可惜在《風再起時》，只有梁朝偉的南江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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