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詩人戴望舒自抗日戰爭爆發，便舉家逃離到香港，成為一代南來作家。他留港時間不長，但對香港現代文學影響深遠，他曾任《星島日報》文藝副刊「星座」主編，而當時大部分流亡南下的作家也曾在「星座」發表文章，成為當時香港文學的一大園地。後來，戴望舒被囚禁於中環域多利監獄，受盡苦刑，但他以錚錚風骨寫下名作〈獄中題壁〉，成為香港文學中難以繞過的作品，以及域多利監獄的時代印記。然而，戴望舒抵港的八十多年後，在新設的中西區文學徑，及中央圖書館的展覽中，重新呼喚其「林泉居士」之名，卻誤列「林泉居」的地址和原貌，成為香港文學界的關注點。
中西區文學徑資料有誤 民政處將修正戴望舒故居地址
《明報》於前日（3日）刊登頭版報導，指出政府去年設立中西區文學徑，在薄扶林道豎立有關中國現代詩人戴望舒居港時期事跡的傳意牌，但其故居「林泉居」的地址誤為92號，《明報》按香港史研究者潘惠蓮的考證，查得1950年代薄扶林道90號的地契文件，當中出現「Woodbrooke」字樣，即林泉居的英文名，進一步佐證90號才是正確地址。中西區民政事務處接獲《明報》消息後，認同該說法，正與工程承辦商落實修正方案，預計工程於本月完成。
潘惠蓮早於2022年8月發表文章作出考證，先後翻查薄扶林道90號與92號的地契，比對香港大學檔案館的記錄，有封香港大學文學院長致校長的信，證得「Woodbrooke, Pokfulam Road」一名。她以戴望舒好友徐遲的描述，從「Woodbrooke」洋房的設計方式及環境描述，推斷其地理位置，東側靠近香港大學方向，西側靠近瑪麗醫院方向，每層的前房向海，後房向山。潘惠蓮親身考察發現薄扶林道92號為「清山圃」，其英文名亦非「Woodbrooke」，於是到土地註冊署，屋宇署及建築署查找物業的主人及歷史，終在兩份政府文獻中找到「Woodbrooke」位於90號的證據。最終，於香港歷史檔案館尋獲「林泉居」最早的買賣合約，及1924年製訂的建議圖則和外觀畫像，一切證據與1963年航拍照所見脗合，由此確認到林泉居地址應為「薄扶林道90號」，修正小思（盧瑋鑾）在《香港文學散步》中的說法。
中西區區議會於2019年撥款約230萬元設立文學徑，紀念蔡元培、魯迅、胡適、張愛玲、戴舒望、蕭紅及許地山7位文學家與該區的淵源，而9個傳意牌於去年完成。據《明報》指出，中西區民政事務處表示，傳意牌內容由區議會委託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研究及撰寫。
《明報》亦指出，按多本有關戴望舒傳記的著作，故居英文名盡所不同，包括「Woodbrook Villa」、「Woodbrook」、「Wood Brook」及「Woodbrooke」等，中文名「林泉居」則由戴所起。《明報》記者近日再翻查薄扶林道90土地註冊處文件，發現名為「Woodbrooke」的建築物，其手繪圖則與戴望舒在故居留影的相片吻合，而92號土地註冊處文件則顯示地址「Ching Shan Po」（清山圃）。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回覆《明報》表示，經再考證資料和諮詢港大中文學院教授意見後，認同修正傳意牌有關資料，並於傳意牌張貼臨時修正告示。
潘惠蓮接受「虛詞」訪問時表示，牌上的資料是基於十年前的研究所得。她於去年得知傳意牌資料有誤後，於去年10月30日電郵向民政總署反映情況，對方於11月表示已諮詢顧問意見，會安排修正內容，惟一直未有確實跟進。她認為現時修正事宜獲登頭版當然是好事，可以讓更多人看見，「畢竟人微言輕，即使文學界知道，一般民眾未必知道。」她亦指出，現時政府常辦特色旅遊，很多人會慕名而來，不希望傳播錯誤訊息，也不希望傳到「小紅書」才被人發現，恐怕有損聲譽。考證史料花費時間心力，潘惠蓮憶述，小思（盧瑋鑾）老師於香港史研究領域耕耘多年，要補苴罅漏絕非易事，當時準備十分充足才敢向她提出戴望舒故居的另一地址。
香港文學舘「南來作家手迹遺物展」圖片出錯
潘惠蓮最近頻頻為戴望舒林泉居一事發聲，包括在網上指出5月11日由香港文學舘、香港作家聯會和中國現代文學館，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合辦的「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中用了並非真正林泉居的照片，並誤標出處為中國作者袁培力的文章，乃侵犯原照拍攝者小思的版權。舘方後來發表聲明，承認疏忽並向小思致歉，又補上「圖另見於小思《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9」，但潘惠蓮仍對處理方式感到不滿，遂到現場與文學舘代表潘耀明直接交涉，然而展板內容未有更新。事件受到不少網媒報導（雅虎、reNews）。
潘惠蓮向「虛詞」指出，當時去信香港中央圖書館，對方回應展覽由香港文學舘負責，聯絡舘方卻又毫無音信。她表示，其考證文章早於2022年8月31日獲刊於《明報》世紀版，舘方卻未曾注意到，甚至有侵權問題，令人氣憤。就上述二事，她認為最重要的是求真精神，不要盡信網絡資料，若展覽和機構是從香港文學出發，應多留意有無新的史料考證，若有便應謹慎納入考量之中。
曾著有《地文誌》、《根著我城》的香港文學研究學者陳智德亦接受「虛詞」訪問，指出文學史料的研究整理長期沒受到關注。他認為，相比他常做的文獻研究，潘惠蓮的研究方向稍有不同，其考據作家故居的方式是一種生物調查，需要更多不同方面學者和研究的支持才能辦到，那些研究成果對於香港文學而言是非常重要。至於香港文學舘的考據問題，他認為不是任何一人刻意造成，而是「香港缺乏文學策展經驗」。他強調策展是一門專業，絕非簡單展示資料就可，社會應多培育這方面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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