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kick」是黃飛鵬在這個訪問中說得最多的形容詞。世界的錯綜複雜讓他覺得「好kick」。他是個對周遭人事好奇的觀察者，也是擅長發掘故事的創作者。
不少人認識他，都因《十年》中講述製作標本男女的《冬蟬》，認定他走藝術路線，他笑着回應：「好想跟他們說不是呀，不如看看我其他作品，超生活化。」確實，他的電影經常取材自社會邊緣人物：低下階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SEN）、外傭等，而新作《一雙》就講述老人院「被綁手老人」的故事。
當了兩年「老人精」
黃飛鵬侃侃而談，說起促使他拍攝老人題材的一晚奇遇。某夜凌晨，他在旺角等小巴回工作室，有位老伯上前問他如何去石硤尾邨，他心生奇怪，問下去才發現老伯不知自己身處何方，便截的士送老伯回家。上到老伯家，老伯太太雖然感激他幫忙，但似乎對丈夫的走失見慣不怪，只等着老伯自行找方法回家。談着談着，他開始懷疑他們假結婚。臨走前，他遞上卡片着老伯再遇上同樣情況可以找他。
「覺得整件事好kick，只是等小巴遇到一個人，那個人已如此kick。」這個經歷讓他思索老人問題，並拍攝了數齣老人題材的影片，他笑稱自己已當了兩年「老人精」。
換上別人遇上老伯問路，應該答完便走，黃飛鵬卻會細想背後的種種，無怪乎他的作品充滿對社會邊緣人物的關懷。他的早期作品《寂靜無光的地方》，講述SEN學生的困境，校園欺凌一幕讓人揪心。聚焦照顧者的《尼菩薩》，描寫照顧患上腦退化症老人的外傭另有家庭擔子，自身也有難處。從這些人物身上，他看見故事。「很想告訴別人他們的生活經歷，又想陪伴他們一段時間。」皆因他覺得世界並非如此簡單，「當你認真看身邊的人，你會發覺這些人全部都好kick、好複雜。我們很多時選擇簡化，但簡化過程卻找不到答案。」
被綁手的老人也有過去
他最近的作品《一雙》，主角是位在老人院被綁手的老伯。這雙被綑着的手曾經是圓胖的小手。電影從他出生說起，觀眾看到他童年第一次踩單車時摸到風、第一次拖女孩子的手、戴上結婚戒指、抱着初生的女兒及揮別母親與妻子，這些片段都在他心中留有餘温。老人年老了，大家便忘掉他一如你我有過去，有感受，以方便照顧之名，隨便綁着他們的手。
他想藉着影片除去被簡化了的視覺，提醒觀眾老人是有感受的「人」。大學時老師說過的一句話，他銘記於心，「電影放完，不是就此在銀幕消失，而是讓你看見身邊的人。」他常常想如果大家看完電影走出去，不是討論到哪裏吃飯，而是思考自身或他人，會是個很美好的畫面。以影像拉近人的距離，是他拍攝的方向。
成為首先喜歡作品的人
黃飛鵬踏上電影路，源於講述城市生活無力感的畢業作《池之魚》。作品走過台灣南方影展及德國布倫瑞克國際電影節後，讓他思索：「原來拍成這樣都有人看，它跟賣座電影相差很遠呢！有人想看我拍的電影，我可以繼續拍？」自此他慢慢走出自己的路，製作了不同社會題材的影片。
他尤其着重拍電影時的獨立精神。「我的創作過程源於自己的決定，那些決定不是為了取悅觀眾，而是我與影像的溝通和提問。我希望我作為第一個觀眾，會喜歡作品。」
獨立影像有空間讓人近距離觀察社會，記錄主流以外的故事。但現實是獨立創作的路不易走。黃飛鵬說好幾年前已有人問他：「獨立群像死得未？」集資、製作、發行到放映每一步都是難題。「錢從何來？資金少如何拍？拍完哪裏放映？一環扣一環，沒有一樣容易。」除了當導演，他同時接下幾項freelance工作，就像訪問後他會為一部影片當副導演，幫忙casting，「freelance生活讓我賺取令我不會餓死的本錢，同時能沉澱自己寫劇本。」
他曾提過拍電影於他是個令自己變得更好的過程，因為能見到世界很多可能性，或許這也促使他拍下去。訪談間，黃飛鵬提及他在寫一部較長篇的作品，又馬上笑言：「其實還未想怎樣處理這作品。不想了，都想不到。」無論如何，繼續做自己首先喜歡的作品，是他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