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詩人 John Donne 有一首詩歌名為〈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No Man Is An Island ”），單憑題目或許沒有印象，但說到「 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它就為你而鳴」（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it tolls for thee.），大概都在網路廣傳的圖文看過。
除了現今的政治聯想，我更喜歡 John Donne 指涉「人類」（ Mankind ）宏大關懷，對比當下主流高舉的孤獨、自我，詩作提倡人類為整體的博愛精神，任何個體的死亡、消失，也等同我們自身的損毀。因此，才會導出詩歌結尾的名句。
讀畢郭梓祺繼兩年前《無腔曲》的散文結集， 2022 年 5 月再度出版的《一道門》，讓我想到 John Donne 詩歌。這種風馬牛不相及的聯想，每次隨手翻閱篇章句子，如同推開隨意門不知將會通向那個神秘世界，是閱讀《一道門》的最大樂趣。
本來隔周六見報的「無腔曲」就這樣寫下去，當繼續交稿，幸得立場新聞和關鍵評論網轉載。但同年十二月底，立場也被迫關門，許多門變成牆，世界與語言都愈縮愈小。如果將想法往肚裏吞不是比喻，幾多人早已飽死。「後」就是這大半年來文章，也有增補而成或未公開過的。至於「後」之後會怎樣？天曉得。大概會在欲言、無言、欲無言之間繼續周旋，閂門開門。
前作《無腔曲》乃由 2018 至 2020 年的結集，取名明末文人張岱的〈西湖七月半〉，晚明小品名篇，看似只談風月，不關國事，實則意在言外，遺民深埋思念舊國的深情。最激烈的日子暫告終結，媒體關閉自由受窄，《一道門》則展示了身在亂世的不同可能，於閂門開門之間，繼續說著多餘但必要的話。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這些動盪歲月，我們都了解政治無孔不入，在正確錯誤部分正確無從判斷的區分，壓迫生存的諸種可能。《一道門》雖有不少篇章直接指涉，或作微言大義，但真正關注、精彩的卻是，在香港這道門關上之前，閂門之後，如何面對、轉化自己的人生。
同樣因為受觸動，劇作家和特務才從習慣行當和被指派的任務中掙脫，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文類，不被虛名和權威牽制，建立另一世界，同時自我轉化、提昇，藉創作首先改變自己，過另一種人生。或許，這才是戲名 The Lives of Others 的意義。
在〈另類小說家〉，郭梓祺談及馮多納斯馬克（ 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 ）編導的《竊聽者》（ The Lives of Others ），劇情描述在冷戰時期的東柏林，特務監視劇作家的過程受感化，轉而在報告掩飾劇作家的反革命行為，虛構現實，活出另一種人生。
現實未必如此戲劇，但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可以嘗試的可能。郭梓祺在書中不少涉及書法的篇章，自言那是他因為天資差劣而感受到羞惡之心的興趣。由《積風集》至《一道門》，作者的引經據典，學問縱橫古今東西，常令普通讀者如我敬佩，卻少不了有三分距離，而在談論書法的可愛，誠實得可親：
有一時期完全交不到功課，每至差不多下課，同學們要把習作供出互相觀摩，覺得學了那麼久還是這樣子，太羞愧，就把宣紙捏皺，壓成一個波放進袋中。老師問，功課呢，就攤手說沒有，他只笑笑：「下次交啦」。
欠交功課的描述，實和中小學生幾無分別。郭梓祺說自己道行太低，幾經掙扎，才漸漸放下不敢宣示於人的心理，願意寫「我愛姜濤」揮春給人，甚至教授自己所學。他亦說，即使書法始終未覺「入門」，卻因此結交許多書友，生命觸動生命，啟發、改變自己看待事物的態度：
事實上，我懷疑能欣賞邵頌雄的文章，也關乎近年看書法的眼光有變。從前愛流麗的「靚仔字」，近兩年才懂欣賞于右住，雄渾大氣，沉穩如風中老樹，寫字就像太極修練，特重自然。
觀字如觀人，倒過來說，我們怎樣欣賞別人，也不免和個己所持的價值觀相繫。郭梓祺《一道門》的諸篇散文，似乎也如他口味轉變一樣，愈來愈自然，節制賣弄，樸實無華。書寫散文，最恰到好處，畢竟仍然是回到心靈本我。
正如〈豬肉佬與舞蹈家〉，作者妙解莊子的「遊」，說到「安逸」之安，建基於不死守，「靈巧像兔，困不住，能不斷逃逸才能安逸」，「逃逸的前提仍是看到餘地」。面對現世殘酷，唯有心靈解放，才能達到「安逸」之境。
南泉斬貓，要用所羅門的劍，當機立斷。但斬得斷煩惱，又能斬斷因果？執著，放下，記起菩薩畏因，凡人畏果，真箇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一路搓，腦海不覺回溯許多生活片段，是路路，是他，從他的眼，從路路的眼，三個坐在梳化聽歌看電視，然後兩個，獨個，空梳化，電視自顧自沙沙播著雪花。窗外陽光灑進，繼續搓，路路仍是路路，沒表示，只是瞳孔漸大——他在貓眼倒映看見自己，也看見佛菩薩。
《一道門》全書皆以「我」作人稱，唯獨〈安享晚年〉以第三人稱書寫，談主角與老貓路路相依為命，而眾人一一移民離去，獨留下他和牠。悲哀無奈，竟在貓眼倒映看見佛菩薩。心無雜念，才能觀照、反映別人的，以至許多浮城中人的生命境況。
文學與政治當然互有影響，但更重要的，是能夠扣連更廣大的「人類」心靈。我們在欲言、無言、欲無言之間，在穿梭家門、離境大門、隨意門的多重宇宙時，在可能、不可能、或許可能種種嘗試修行，其實有志一同，努力追求爭取理想的未來。
以前看書，特重開卷之作，如今卻往往更留意壓卷篇章。郭梓祺專研奧威爾（ George Orwell ），《一道門》的最後一文〈奧威爾種花〉，有幾分自喻之感：
或謂在人類苦難前專注種花是退守甚或不道德的，奥威爾正曾因在文章寫花遭讀者投訴，覺得太資產階級，不夠政治。他曾反覆維護這些尋常樂趣，像其散文〈蟾蜍隨想〉（” Some Thoughts on the Common Toad ”）其實就是篇〈蟾蜍頌〉：所謂爭取理想未來，也須包含閒情逸致，否則怎算得上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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