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算很熟悉捷克導演伊里曼素（Jiří Menzel）的作品，更說不上是他的影迷，但《嚴密監視的列車》（Closely Watched Trains）在我成長中卻有著重要而微妙的位置。我記得 2006 年，香港國際電影節舉辦了「捷克新浪潮」回顧展，選映了《消防員舞會》（The Firemen's Ball）、《雛孖菊》（Daisies）、《大街上的商店》（The Shop on Main Street）等十二部具代表性的捷克電影。當時還在唸中學的我，在芸芸名作中只揀了《嚴密監視的列車》去看（我還記得當時校園版的《星島日報》有抽獎活動，我中了兩張《雛孖菊》戲票，卻因介紹的圖文太古怪和標榜實驗性，連免費的也沒有意思要去）。我已經想不起為甚麼我特別想看《嚴密監視的列車》；可能純粹因為場次時間能配合，可能因為它是講少年心境覺得自己也看得明白，可能是衝著電影當年得到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榮銜。無論如何，就在我十五歲的某個週日，我瞞住母親跑到大老遠的西灣河電影資料館，第一次入場參加電影節，看一部我覺得應該很有來頭和很有深度的電影。
坦白說，這些年來，我對《嚴密監視的列車》的記憶非常依稀。但現在把電影完整重看一遍，好些畫面和感覺都份外熟悉，好比在自己衣櫃的最深處，找到一件兒時常穿但已壓滿摺痕、胸口圖案洗到半爛的起居衣。而且，我隱約明白當時為甚麼會想看《嚴密監視的列車》，而且散場後似懂非懂的我，在回途的那程過海巴士上，竟然有種失落和鬱悶。成長是一樣很曖昧的東西，你不能在生命中劃出一條分開「已成長」和「未成長」的界線。青春亦然。與其說它有明確的開始和終結日期，倒不如說青春就是一堆感受的發生與消散。《嚴密監視的列車》一首一尾都是非常具體的事件，始於少年 Milos 踏入社會穿上英氣的鐵道員制服，結束於 Milos 反抗納粹德軍的炸彈襲擊。在這兩件標記了 Milos 人生歷程的里程碑之間，是無數讓 Milos 真正嘗到人生百味的曖昧時刻。
電影由曼素與小說家 Bohumil Hrabal 一起改編他的原著小說，透過少男 Milos 的視角，講述二戰時期一個捷克鄉郊小車站的荒誕生態。片中幾個主要的車站職員，都有誇張——甚至帶點卡通化——的鮮明造型和個性。禿頭胖胖的站長 Max 愛伴鴿為樂，滿口道德倫理但其實自欺欺人；瘦削戴圓眼鏡的發車員 Zednicek 玩世不恭，心態犬儒但對不同女性都很有辦法；年輕嬌俏的女鐵道員 Masa 是 Milos 的夢中女神，看來不比 Milos 大多少，但就很懂得男女之間的愛慾把戲。至於主角 Milos 呢，就是一個急切想變成大人，但往往就不得其法的大男孩。電影中所有人——包括少女 Masa——好像都很有默契，說著有弦外之音的「大人語言」，用心照不宣的暗示去玩權力和情慾的「大人遊戲」。而 Milos 大部分時間只能像嬰兒牙牙學語般在旁邊湊合著，在連連嘗試與挫敗之中學會如何長大。
波蘭導演 Agnieszka Holland 在紀錄片《捷克老友：尋找伊里曼素》（CzechMate: In Search of Jirí Menzel）中這樣說：「《嚴密監視的列車》美妙表達出我喜愛捷克人的地方——混合沉重和幽默、與生命保持距離的自嘲、不把自己和人生看得太重要。但這也恰好是我不喜歡捷克人的地方。一切都無輕無重，就像我們完全不用負責任那樣⋯⋯正正就是這種『生命之輕』，在曼素的電影中，時而無法承受，時而閃耀動人。」我想 Holland 這段評語，特別放在《嚴密監視的列車》最後十分鐘的結尾，就最適切不過。
Milos 在片末與一個來自反抗軍的成熟女性順利做愛後，翌晨已變成一個自信滿滿的「大人」，準備與發車員 Zednicek 進行炸毀納粹軍火專列的任務。陰差陽錯地，Zednicek 因為他與另一女職員鬼混的事件，在關鍵時刻竟被扣留，要在站內受審。Milos 這時自豪地頂起他的鐵道員制服，加上剛剛從女人和性愛得來的天大勇氣，便獨個兒冒死去放炸彈。無比的可笑滑稽，也無比的令人感傷。Milos 終於克服了早洩，女人和射精不再令他憂愁苦惱，但他那晚愉快的性愛也將會是最後一次。Milos 放炸彈時被德軍發現，舉槍掃射，整個人墮在車卡上；不消一會，Milo 放置的炸彈爆得狂風亂舞。吹回車站的，也只有 Milos 頭上那頂帽子而已。當 Milos 才初嘗到大人世界的甜果，得到他渴望已久的肉體滿足時，就竟然為國捐軀，看似偉大但也很無辜的在反抗中喪命。曼素的諷刺尖刻至如此。就在 Milos 做到夢寐以求的大人時，成長——甚至生命本身——就在轟天巨響中完結了，歸於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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