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毒罪成最重刑期案上訴得直　男子由囚37年4月下調至33年　判詞稱採納新案例

高院原訟庭 2021 年就一宗販毒案件，判處當時同類案中最重的刑期，涉案的男子被指販運市值逾千萬港元、逾 34 公斤的冰毒，經審訊後，連同棄保潛逃被判囚 37 年 4 個月。該男子其後提出刑期上訴，上訴庭周二（6 日）頒下判詞，裁定他上訴得直，准許他下調刑期至 33 年。
本案主要爭議量刑原則，應採哪一個案例的方法。判詞提及，原審判刑時，引用上訴庭在 10 多年前下達的販毒案量刑指引，而該案主要根據毒品數量，裁量被告的刑期；但近期上訴庭就販毒案有新的量刑指引，著重由法官判斷被告在販毒中的角色及罪責，給予法官酌情權判刑。
而是次上訴庭認為，應採新案例。判詞又提及，上訴人如行為良好、獲得懲教刑期扣減，仍要服刑 22 年，待他出獄之時已屆六旬，已非可勞動的人，因此他被判囚 4 月的棄保潛逃罪是否准分期執行，也作用不大，遂准同期執行。

案件由高等法院署理首席法官麥機智及高院上訴庭法官薜偉成、彭寶琴審理。上訴人李名豪由法援署委派大律師石書銘代表；律政司由助理刑事檢控專員雷芷茗代表。

上訴人曾棄保潛逃

李名豪共被起訴兩罪，一項「販運危險藥物」罪指他在 2016 年 2 月 26 日，於淺水灣販運 35 包共重逾 34 公斤的冰毒；另一項「沒有按照法庭的指定歸押的罪行」，則指他 2017 年與同案 3 名被告接受原審時棄保潛逃，至 2018 年才被逮捕。

根據判詞，李之後否認販毒受審，2019 年上半年被裁定罪成，判囚 37 年；另一罪李則認罪，判囚 4 個月。兩罪分期執行，總刑期 37 年 4 個月。而同案兩名經審訊後定罪被告，因在案中作供、協助控方，於 2021 年獲得減刑。

提定罪、刑期上訴一波三折

判詞提及，李名豪的刑期，相信是截至 2019 年判刑當日，本港就販毒罪判囚最重的刑期。而李定罪後曾提出定罪及刑期上訴，惟法援署僅批出定罪上訴援助，其後李放棄刑期上訴，原訂 2021 年 11 月就定罪上訴聆訊，但當時李申押後，稱擬重新考慮刑期上訴的立場。

判詞續指，至 2022 年 4 月，李提出申請，望法庭視他「放棄刑期上訴」的決定為無效。該申請在 2023 年 5 月聆訊，最終上訴庭批准申請。判詞提及，李的決定不令人意外，因其刑期相信是當時販毒罪的最重刑期。

就李名豪一度放棄刑期上訴的原因，判詞指，李稱因不獲法援批出刑期上訴的援助，故他得不到法律意見，故擬暫時放棄刑期上訴申請，以索取法律意見。其後石壁懲教所的文員，告知李須回覆法庭是否確認放棄上訴，然後李獲得一份文件範本，供他照樣複製遞交，上面以英文寫上，簽署人知悉放棄上訴權利所致的後果，但當時沒人解釋意思為何，他又不諳英文，只道是暫時擱置申請的文件。李稱不是指控文員誤導他，而是他當時沒充分資料下，決定未深思熟慮。

辯方強調非主腦

判詞引述案情指，陪審團經審訊後，一致裁定李名豪販毒罪成。當時控方案情指稱，涉案的冰毒經一艘船，由內地運至香港。李接洽名為「雄哥」（音譯）的人運毒，「雄哥」聘用同案兩名被告幫忙。當時李已屆 38 歲，兩名被告則僅 22、23 歲。該兩人之後駕車運毒，中途遇警方設置的路障截查，二人企圖逃去，李與另一人則留在車內。經警方檢驗後，車上的毒品當時市值逾 1,000 萬。

李名豪的求情稱，他僅較同案運毒的人「高一級」，雖然他有份監督過程，但沒證據指他是主腦；即使他是犯罪團伙的「中層」，在整個販毒計劃中也是「底層」人物。不過，代表他的大狀，同意其刑期應較同案判囚 33 年為高。

最終就販毒罪，原審法官認為，李名豪絕非年少無知，參考同樣涉販運約 34 公斤冰毒的「 Abdallah 案」後，同以判囚 33 年為量刑起點，另考慮本案涉跨境因素，如由內地運入香港而加刑 2 年，再因相信他是運毒團伙內，較高級的人而另加刑 2 年，最終判囚 37 年。

律政司接納或有減刑空間

是次上訴中，代表李名豪的大狀石書銘提出，李的刑期應是以囚 30.5 年為量刑起點，而不是 33 年；若再有加刑因素，則另行遞加，例如涉案角色重要等。石又促上訴庭進一步下達量刑指引，因目前針對冰毒的量刑，只針對多於 15 公斤類同毒品。

律政司代表雷芷茗則指，原審法官判囚 33 年刑期的決定穩妥，但接受法官有多於一個加刑因素時，未就量刑整體性一事清楚說明，而刑期或有下調空間。

上訴庭關注案例是否仍適用

上訴庭關注，「Lau Tak Ming 案」就販毒罪下達了量刑指引，而原審引用的「 Abdallah 案」對該案的指引加以補充，訂下涉案毒品若重 600g 至 15,000g ，須判囚 20 年至 30 年；若超過 15,000g 就由法官決定。但新近的「Herry Jane Yusuph 案」再就販毒罪下達了量刑步驟，提出「 Abdallah 案」還是否適用。

翻查律政司提供的司法裁決摘要，「Herry Jane Yusuph 案」指出，販毒罪恰當的量刑步驟有六步，依次為先識辨涉案毒品數量、量刑級別；按證據識辨被告角色和罪責；按指引識辨被告量刑級別；考慮加刑因素；考慮減刑因素；以及量刑整體性。

上訴庭又關注，「Abdallah 案」所列的加刑因素，包括涉國際元素，在本案中會否涉及「雙重刑期」（double counting）。

新案例賦予法官較大酌情權

判詞認為，「Herry Jane Yusuph 案」由 3 名法官審理，當中兩人為上訴庭副庭長，他們審視沿用 40 多年的販毒案量刑原則，並為當代販毒案重新下達重要量刑指引，其中一大轉變，是由過往根據毒品數量嚴格量刑，改為較著重由法官評估被告涉案角色、罪責再量刑，而擁較大酌情權（discretionary）。

判詞遂應用「Herry Jane Yusuph 案」的量刑原則考慮本案，認為李名豪明顯是本次販毒案件的策劃者，亦明知毒品會非法經海路入港，考慮其角色及涉國際元素，其罪責明顯較同案被告重，考慮刑期整體性等之後，遂以判囚 33 年為量刑起點。

至於未依期歸案罪，判詞認為與販毒罪性質不同，但有見其販毒罪刑期已頗長，不見兩罪分期執行的用處。判詞舉例指，若李名豪行為良好而得到懲教全數扣減刑期，他仍要服刑 22 年，屆時已邁向六旬，結束可勞動之年，因此服否未依期歸案罪的刑期，也不見特別用處，最終准同期執行，亦即其刑期由原先的 37 年 4 個月，減至囚 33 年。

CACC13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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