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夜有多深，大學宿舍裏也總有著幾扇永不關燈的窗。住在這裏年青人是夜間動物，在無事可做的長夜中，仍然圍起來在被窩中依偎談天。那天，女子宿舍中不知是誰先說起：聽說人的大腦會在二十五歲這年發育完成，青春帶來的痛苦，那些莫名的憂鬱，長缺或失調的血清素也會在二十五歲這自動回歸正常水平。
「所以，只要到了二十五歲這年，一切都會變好。」往後的幾年，這句總結成為了這群女孩的希望，如果青春走遠能使她們離開痛苦的情緒，她們寧可選擇一起變老。
日子後來也如願地飛快過去。她們離開宿舍，在太陽花綻開的季節，於學校的教堂外穿上畢業袍拍照，後來也各自迎上第一個上班日，捱到頭一個在公司加班的夜晚，終於體會到職場上的複雜多事，遇見不少人間別離，目睹昔日熟悉的人與事在這幾年間一再變動。
也終於，她們迎來了二十五歲的這個年頭。
（編按：承上期，了解過患者心聲，我們與Samsung Solve for Tomorrow參賽學生一同把鏡頭拉遠，看看同行者與患者間互相扶持的關係，嘗試以不同角度切入，想像科技的可能性。）
文/黃雅婷
圖/李浩賢
這年，雖然不是她們想像中那春暖花開，陽光明媚的一年。「但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卻總覺得到了二十五歲真的好了一點。雖然生活環境變化很大，卻很興幸我們都不再如以前般脆弱，可以堅強地一起去面對。」阿琛眼框一陣濕濡，隔著鏡頭對Mavis說道。
她們自大學的宿舍認識。剛開始，阿琛覺得Mavis像太陽，是個長得很陽剛的女生，永遠剪了一頭率性的短髮，臉上自帶陽光，遇到什麼都一本樂觀，對所有新事物都蠢蠢欲動，也偷偷發現她喜歡逞強認叻的一面，反觀自己就像一抹下雨的烏雲，總想躲著別人，個性內向，喜歡藏住內心的想法。太陽和雨天在後來成為好友，她羨慕「太陽」給人朝氣勃勃的感覺，卻沒意料到「太陽」西沉後的漫漫長夜。
最後一年艱難的大學時光
「她（Mavis）是個很真誠的人，亦是很多愁善感的人，在她証實患上情緒病之前，我以為她只是不開心不想說話，我也是一個負面的人，便覺得那就各做各的事吧，但之後她跟我說她想死，我才覺得不妥，和幾個相熟的朋友一起商量應該什樣做，什樣才可令她明白我們就在她身邊。」阿琛說道。那年，剛好是她們大學歲月的最後一年，Mavis突然消瘦許多，其他人都問她是不是在減肥，為什麼可以減得那麼快，只有幾個朋友知道那是因為Mavis的情緒生了病，儘管她很努力想多吃一點東西，卻還是食不下嚥，加上她的抑鬱症病情嚴重，幾經試藥，當不合體質的藥吃進身體後，整個人像徒有軀殼，飄飄然無法思考，連阿琛也覺得好友不再似從前活潑多動，對許多東西都失去興趣。Mavis後而回憶道，如果這世界有一種發明，可以自動為病人和藥物進行配對就好了，因為試藥的過程很漫長也很辛苦，亦會令人感到挫敗，想放棄治療。
就在那個春夏交接的季節，別人都低頭去趕畢業論文，Mavis卻一籌莫展，她腦袋不能如常運作，到了晚上亦完全無法進睡，黑夜似洞，她一次次遇上Panic Attack（心理學用字，意為恐慌突襲），就算房間中開了冷氣仍會一直冒汗，全身打震，感到莫名害怕，捱到太陽出來，她早早裝作自然去上學，但見到火車幕門後的車軌，呼嘯而過的火車，又想一躍而下。
她說，當時自己覺得人生真的很難。
「回到家，媽媽也發現我整個人凋謝了一般，完全不說話也不與家人溝通，不再像從前一樣願意把生活點滴分享給他們，一天到晚喝很多咖啡，到了晚上也完全無法進睡。那時，雖然媽媽覺得我有一點不一樣，卻沒有想到會是抑鬱症，也未必接受我會患上抑鬱。」Mavis說，他們一家從小關係融洽，父母待她和妹妹如朋友一樣，一家住在新界的村屋，養了兩隻小狗，看來幸福美滿。然而，患上情緒病並不一定和患者的外在原因和經歷有關，多幸福的人也有可能因為生理的變化而產生不同程度的情緒困擾，嚴重可引致情緒病。
Mavis：「社會對抑鬱症有個很大的誤解，覺得當中一定是有一些原因，如失戀，找不到工作或家庭關係不好，我想有一部份的人真的會因為這些原因而患有抑鬱症，但我就是那種典型，沒有很大的原因，卻就這樣生病了的個案。於是我一直把自己想像成腦袋突然生了場感冒。」
她追溯因由，真的要說來，大概與當時她去了瑞典當交換生有關，那趟嶁旅程後，她覺得自己無法重新適應香港的生活，加上當時社會環境的轉變，令她頓感無所適從，人生好像充滿了無力感，小小的情緒堆疊成了伏線，但卻沒法道出一個主因。
那些黑暗的晚上
結果，Mavis把病情拖得很嚴重才第一次去看精神科醫生，醫生那天診斷她屬重度抑鬱症，要求Mavis馬上入院，她卻又怕家人擔心，不想突然在缺課，於是選擇每天回到診所覆診。
「抑鬱給我最深的感受，是原來真的會想起自殺這回事。有些人常常說自殺是一個個人決定，但其實在抑鬱症中，你無力改變這個想法。在情緒病下，你控制不到情緒，也控制不到自己去做那件事（自殺）。」她說道。在情緒最差的時候，她會反覆去聽一首歌，叫作《囂張》，女歌手在歌詞中反覆唱頌：若然孤單，不被挑選，要以已為靠……於是，她在自己的身上紋上了一條浮上海面呼吸的鯨魚，好讓自己永遠記得歌中「用鯨魚浮出水的溫柔/做美好的獸」這句歌詞。
她說，在對生命毫無眷戀的晚上，她學習為自己羅列出短期、中期和長期目標，而在這些事仍未完成前，要自己不可以放棄生命。「那時我很喜歡大學的咖啡店，和店裏的咖啡師很熟，於是我常常都跟自己說，再忍一忍吧，明早我一定要回學校去飲一杯他沖的咖啡。」當有自殺念頭的時候，她亦會找尋一些可以令自己分神的事，「我會找朋友，一通電話也好，一個短訊都好，去找人談談，不然就是去跑步或看戲，找一些事塞滿自己的腦袋。」那時但凡她想做的事，阿琛都努力抽出時間來陪她去做，畢業後，她們還是常常行山，划艇，一起去運動。
而「二十五歲就會好」這個不知是朋友善意的謊言，還是來自醫學報告的傳說卻也成了她的一條救命草。每次難過，她們都會提起想像中的二十五歲那年，堅信只要大腦好了，人也會跟著好起來。
並不單是心病那麼簡單
白駒過隙，畢業後，Mavis找到一份市場部的工作，阿琛則當上了一名記者，她們無法再像從前一樣推開宿舍的房門，隨時隨地陪伴對方。在最難捱的時候，Mavis會在上班的午飯時間買罐啤酒，獨自在公園一口一口喝起來，直到啤酒罐空了就四處走走。她在公司並沒有傾訴對象，直到離職後也不知公司或同事會不會接受自己是一個抑鬱症患者，因為她根本無法對新認識的人開口提起自己的病。白天於人前，她照樣做她的太陽，在夜晚才去看自己皮肉下的傷口。
阿琛說，有許多人無法理解情緒病患者的想法，那是因為這些人都以為情緒病患者是心有事，而非腦有事，只會叫厭世的人多看心靈雞湯，亦認定精神科醫生只是為了替病人自圓其說，才找出借口說患者的腦出了事。「我也試過不開心得很厲害，想去看醫生，但連當時的男朋友也叫我別找借口給自己，別說自己病了，說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緒。但其實一旦有了這一個觀念，就很難站在患病者或是朋友身邊，因為你根本不相信他們真的病了。」
去年初夏，新聞傳來惡耗，Mavis欣賞的女歌手突然在住所墜樓離世，令她發現自己原本已經穩定下來的抑鬱症原來也已經變成了燥鬱症。「以往抑鬱的時候我會做一些靜態的事，例如看書或睡覺。睡覺對於情緒病病人而言很有幫助，它令時間在睡夢之中流逝，也抽空了人的負面的想法，因此在許多的精神科的藥物中，也有安眠的作用。睡著以後，你就會期望張開眼的時候將會是新的一天，而那一天會是好的。」但抑鬱的周期完了，燥鬱症會讓她步進另一境界，她會由無力出門一下子變得異常亢奮，做事衝動，滿腦中不停湧出想法，甚至會想至徹夜失眠，無法按捺自己的購物慾，那時明明已經擁有很多手錶了，她還是一發病就買錶。
「我記得有一段日子，她（Mavis）總是想離開我們，想自殺。有天，她發訊息給我們幾個朋友，叫我們為她寫一封信，說在人生最後想收到我們寫給她的信。我很記得那個午後在家讀完她的訊息我就開始手震。一般人可能會想，到底要說什麼才可以不觸碰到她的痛處，不令她想歪，那一刻我選擇記下和她相處的片段。一般人見到身邊的情緒病病人想死，第一個念頭就是希望對方不好死，但相處下去，我覺得給她知道陪伴的感覺其實更重要。於是在那封信中，我寫了和她的回憶，希望她開心，希望她會感覺到溫暖。」阿琛說道，她長得瘦小，留著齊肩的黑髮，內心溫柔卻強大，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很多負能量的人，現在加上有情緒病的她，就像負負得正一樣，我陪她的同時，她亦在陪伴著我，尤其是有段時間，我很難過，一個人在巴士上會哭，吃飯的時候又會哭，連上班也會躲起來哭，她倒過來告訴我，別讓自己跌進黑色的空間，又一次次叫我正面去面對自己的情緒。」阿琛說道。
然而，她說像她們「負負得正」的美好關係未必都會發生在患者和他身邊的人身上，「負負得負」的個案也不少，若同行者於關係中也累積到不少壓力和負面情緒，要提醒自己其實不要獨個背上所有責任，「我們之所以能陪Mavis度過那段比較灰暗既日子，很大原因是因為我們當中有四、五個朋友，我們一群人一起面對，一起互相陪伴，輪流分擔，時常嘻嘻哈哈，並不只得我同她兩個。」她說，患者需要陪伴，患者的同行者亦需要其他同伴的支持和分擔情緒。這個世界不再冷漠，人若果都有能依靠的海灣，就沒有誰會再是座寂寞的孤島。
在等來的二十五歲這一年，她們說她們都很好，未來會更好。她們又訂下許多新的約定，一群女孩似乎已經變成女人，她們約定最早結婚的人，其他人都要封上一萬元的大人情；又約好要一起努力等待三十歲那一年，因為「三十歲也會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