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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紛紛在社交媒體申明：「本人不會自殺。」當人們在街上被捕，如果沒有被掩着嘴巴，也來得及轉過頭去面對鏡頭，他們會高喊：「我不會自殺。」
死亡是生的一部分。這個夏天，我突然發現，如果要理解那個時代裏，人們如何被權力操控生死，又以怎樣的方式試圖取回主導權，得看他們如何面對死亡。
我想起九十年代曾經引起整個亞洲區注視的一本書，《完全自殺手冊》。作者鶴見濟參照法醫學著作討論和分析自殺的各種方法，不但詳細介紹各種自盡方法的過程，還以痛苦度、麻煩度、牽連度和致死度等各個層面給予評價，附以自殺勝地之介紹和各種自殺者資料的統計狀況等，可以說是一本完備的自殺攻略。此書在1993年在日本出版，引起廣泛迴響，1994年台灣推出了中文版後，旋即在港台被禁，理由是牴觸了人類爭取生存的道德標準，違反社會價值。在金融風暴發生的1997年，此書在日本某些都道府縣被列作有害圖書而限制販售。
此書的暢銷和被禁，反映了人們直面禁忌和自己內在慾望的需要，他們將要跨出安全的邊界，引起管治者的擔憂。
如果真的有一種適用於文明社會的道德標準，那應該是，既然生不由人，而每一個人又是獨特的個體，那麼，一個人何時死，怎樣死，應該由當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選擇和決定。在富庶安穩的九十年代，主流價值鼓吹正面、積極和樂觀思考，自我了斷被視為異常行為而禁絕。然而，也只有在繁華而安定的年代，人們才有餘裕處理自己的精神需要，思考結束自己生命的種種可能。
在必要時，死是一種以自己的性命，作為喚起大眾關注某種不公義的現象，或實踐某種更大價值的祭品，就像六月中旬，那個不斷下雨的月份，一個接着一個奉獻自己寶貴生命的人，以死來明志。
直至城巿的海面頻繁地出現浮屍和從高處墮下的屍體，全都無法得到公正的死因調查，人們才發現，一切都已急速地改變，政權在沒收人們死亡的自由。受害者的死亡像一個隱喻，充滿了帶着威脅的暗示。有時候，比死亡激起人們心裏更大恐懼的是，失去對死的自主權，一種既非自然，也不是由自己所促成的死亡。只是，自從夏季開始，這城巿的人迅速地聚合，成了一個緊密的群體，一個人的死亡，往往成了激發另一個人開始探索自我和生命意義的契機。於是，這些始料不及的死亡所帶來的撞擊，或許會震懾眾人，即如古代的當眾行刑，對於潛在的犯罪者有阻嚇的作用；但，那些由極端的惡意所造成的死亡，也很可能會激起前所未有的憤怒，而憤怒會激發每一個人深藏着的巨大生命能量。
政權的粗暴，一方面讓人們感到自己單是出現在街上就可能會被拘捕和定罪，而另一方面，人們單是不屈地活着，就是在實踐自由和抵抗。
因此，當人們向眾人宣告：「我不會自殺。」意思並不是，他們熱愛生命，而是，他們是自由的。他們沒有選擇死亡。要是日後他們的肉身被弄死了，那並非出自他們的意願，而被自殺的戲碼也會因為他們的宣言而破局，因為所有的見證者都參與了他們保有生和死的自主過程。
隔周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