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這晚流動共學課室裏，有「良心理政」的心理學家與Becky對談。七十後的Becky初中年代已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和政治活動，大學時期卻開始減少，投身社會工作後也相對抽離。直至反國教事件發生，看見廣場上的學生，她想到了年少時的自己，再次走出來。雨傘運動期間，在外地旅行的她從旅館新聞台看到金鐘情况，竟讓她想起小時候電視上目睹六四的片段，惶恐歷史重演，放下未完旅程回港支援。回溯自己的社會參與，發現原來與當日遙看六四的無力、母親自小的教養有關。
時：五月十三日晚上七時三十分至九時
地：灣仔富德樓流動共學課室
人：Becky，公營機構職員，熱愛旅行；心理學家，葉劍青、盧楚穎
■答：Becky
■問：葉劍青、盧楚穎
西班牙返港 支援傘運
問：聽你講過，九二八當日你不在香港，那段經歷對你很深刻？
答：我去了西班牙旅行，常常看着電視，WhatsApp問朋友香港情况怎樣。有一個時刻我覺得很震撼，當時在旅館看電視，我不是住酒店所以沒有國際頻道，但竟然看見當地新聞報道香港金鐘發生的事。那一下覺得很嚴重，感覺是死喇唔知點喇。去到放催淚彈，那一下令我覺得，我為什麼不在香港？我出去玩都無心機，坐在cafe碌電話，就另外買了張機票提早回港。
問：你回來後做了什麼？
答：開始落金鐘，放工就會過去，星期六日就跟朋友過夜。不過坦白講，已經再退後了些。最關鍵時間我不在香港，所以沒跟以前的組織連繫。當時覺得人數是關鍵，擔心後生那一輩。因為六四的印象對我來說很深刻，我都會擔心清場，情况會是怎樣。我成日覺得如果夠多人，清場都比較可以保護到班學生。
另外當時在Facebook見到中學生也會在自己的地區發起活動。有個星期日，看見他們在屯門市中心附近擺街站，跟市民解釋為何要佔中。我很理解他們想爭取更多市民明白和支持。另一方面就覺得死喇，就叫幾個朋友一起下去。如我所料，他們沒多久已被一班叔叔嬸嬸圍圈指罵。我們站在他們前面擋一擋，叫男生們退後點，女生站前些，都是以前中學做義工的經驗。一見到對方有女人，就會叫我們的男生退後，部署上應該好一點，因為有任何身體碰撞就很容易被人說非禮，而且見你是女仔，對方未必敢出手。我是擔心的，班中學生沒有這些經驗，可能不知道，我其實都是一年一年參加不同活動，撞板了從經驗學到。那次我們當時沒有給意見，如果他們選擇繼續，我們就繼續在那裏。因為我覺得街站是他們的，我是做支援。
問：你中學時期開始參與政治活動？
答：最初就是因為六四。我想如果沒有六四這件事，中學時未必會做咁多義工，覺得要做番啲嘢。六四時我小學六年班。我印象很深，雖然很小，但日日都看着電視發生什麼，那一晚不願睡，但細個捱不住睡了，第二天起來，一醒來就問有沒有清場，大人全部靜下來，沒人可以確切告訴我發生了什麼。電視一直開着，我就自己看，結果是清場了。
之後放暑假，我媽媽開始做義工，她沒叫我，我見到她做，覺得原來自己可以做啲嘢。當時我接觸的事其實很闊，不一定關乎政治，我去家庭服務中心做義工，會帶disabled的人去旅行，去精神病房探訪。我也在議員辦事處幫手，很多次區議員、立法會議員選舉時，我都做助選，會派傳單、洗樓。愈做就知得愈多，覺得原來還可以做更多。反而後來到大學，住宿舍就少了，因為好少返屋企，還因為我讀科大，沒有社會科學本科部門，科大的環境，學生很專注讀書，我大學時期開始少了參與，出來工作都少了。
問：到什麼時候再有轉變？
答：直到反國教，好像看到重複的事在發生，有一班學生走出來，感覺像看見以前的自己。以前的年代很少中學生做這些事，我在學校很少跟其他人分享我的看法和放學後做的事，就算講都不會很深入。到反國教時，我見到一班中學生，數量不少，就發現跟以前不同了，但他們好像沒有很多支援，我就聯絡支聯會回去做義工。但跟我中學時期比較是兩回事，中學時我走得很前，可以在街站拿咪自己講嘢，但長大了再出來幫忙，因為覺得有人走前了，就覺得給他們試試啦，或者他們想做的跟我們以前做的不一樣。那時也聽到很多聲音說，後生不滿舊人處事方式，甚至埋怨搞成今天的局面，所以當時感覺自己較多做支援角色。
覺得對的事 就要堅持
問：中學年代很少同學跟你一起參與，你有沒有傷心泄氣？有沒有被影響？
答：不知道有沒有影響，但有很深刻的印象，比如在街上派傳單時，有叔叔接了後當面揑作一團扔向我，我不明白為何可以那樣不禮貌。在街站被指罵，洗樓時被嘭門，時有發生。初時一定難接受，覺得自己明明在做好的事，沒想過有人不認同之餘會用激烈方法阻止我繼續，不是跟我討論，純粹用各種方法停止我。但慢慢試多幾次，我會將經驗歸納，覺得可能這是常態，每次出去做事前都有準備，想像遇到這些人，自己會怎樣做，真的就更懂得處理。出去沒事發生，會很開心，好像中獎一樣。
反國教街站那次結束後，我在行商場，見到一個街站女學生哭，她告訴我覺得很傷心，因為覺得自己做的事是幫緊社會，自己在屯門區長大，但在長大的地方，周圍的人會這樣對她。我跟她聊了一會，分享以前中學時的情况，跟她說如果想繼續的話，就要有心理準備遇到這些人。
問：似乎你都能堅持下去，是什麼令你被罵後不會後退？
答：可能有點受我媽媽影響。我本身不是很堅強的人，我覺得媽媽很堅強，她從小就教我一件事，覺得自己做得對的事，就應該堅持。比如有事發生了，我哭，她會問我在哭什麼。我會告訴她我不開心，覺得被誤解很委屈。她下一個問題，每一次都會問，如果覺得自己沒做錯，為什麼要哭？哭的人不應該是你。到中學遇到那些指罵時，我會不開心，但印象中我真的沒哭過，好像慢慢調整過來。
問：所以重點是將不開心轉變成思考自己有沒有做錯，想做什麼，為什麼要繼續？
答：對啊，如果覺得自己沒做錯，下一步會想的是，是不是要繼續，想不想繼續呢？如果想繼續，就要準備自己。我當時覺得應該多看看，知多點，每次參與不同活動，都讓我認識到不同的事。每一次參加不同活動做義工，看到不同的事，會讓我思考，我如果可以多做些事，可以繼續做就繼續做，這是我中學時期的想法。
問：你想為弱勢社群再付出多一點？還是純粹覺得對的事就要堅持？
答：可能是對的事就要堅持，我沒特別想幫助哪類型的人。這個世界發生很多事，有些事碰巧我看到了比較多資料，可能就去想那件事。中學時做義工做得多，認識很多社工，有些是大學教授，都會游說我讀社工，說幫我寫推薦信。中六七思考很久，想社工或從政是不是自己想做的事。當時覺得如果只選其一，看的事會再深入點，但仍然是那個框框裏的事，我想看框框以外的事。所以大學選科時，我沒選社工。大學時我又有其他目標，我本身是基層家庭長大，大學時不斷掙錢，去補習，做各樣兼職，儲錢year 2暑假背背包去歐洲旅行，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樣，那是我第一次搭飛機。到我出來工作，我刻意找一份可以飛多啲的工作。
難忘六四畫面 恐傘運重演
問：九二八你在西班牙，身處框框以外的世界，為何還是想到要回來，是什麼打動你？
答：其實是那班中學生。催淚彈的新聞畫面，讓我即時想起六四的畫面。我的感覺是，當年六四距離我很遠，但這次很近，這次感覺也更深，可能怕會再次發生。二來覺得這次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我可以飛返去，即使未必做到好多事。
問：你選擇不站在前線？很多人都認為要跟自己的想法做。你也有自己的經驗，是什麼讓你不這樣想？
答：我到金鐘時，看到學生其實組織得好好，廁所會自己清潔，很神奇，又會間開自修位置。另外就是，我有時會將他們與中學時的自己對比，自問當年我能不能做到那樣子。當年自己做的事，好像已經很少初中生做到，但對比他們現在做到的，他們更大規模，所以覺得不能將自己那一套放到他們身上。我所以會這樣想，有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覺得我跳出過那個框框。剛畢業的兩年，我做私營機構，非常商業的範疇，初時做sales，慢慢睇product是看bottom line，那個訓練讓我的思維跟原本的有點不同。
問：商業思維反而幫你抽離一點？
答：我做的是外資公司，很注重員工的訓練和發展。我記得有一個task幾好笑，參加的人成班都是話得事的階層，我是其中一個。我碰巧看穿那個task的重點其實是考驗大家如何compromise。因為主意可以有很多，但個個都話事的話，討論用誰的主意已經浪費很多時間。其他同事都是很聰明的人，一講出來，大家都同意，隨便取其一就行動，這樣我們反而就能完成那個task。雨傘運動時，沒人知道哪個選擇一定最好，既然之前那一套未必行得通，現在有人提出行另外一套，為什麼不試？
問：傘運很多人感到失望，有創傷，這有沒有影響你？
答：我咁多年來，成日在這循環裏，中學已經是，爭取、爭取不到，又再來一次。都是一直準備自己。覺得對的就要堅持，不理結果如何。正如我當時買機票從西班牙回來，都沒想過能不能爭取到。就算我心裏估計爭取不到的可能大一點，但那一刻覺得，要做的就是要做。
問：你很留意年輕人的智慧和力量？
答：我不是說很有信心，只是大家都會講香港慢慢被同化，不行了。可能是的，現在有時都不太認識香港。但香港是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可能八成是典型香港人，慢慢被同化後，比例愈來愈低，我覺得後生仔只要不忘記當初的堅持和想法，起碼能抗拒同化，最後怎樣都不會是0%。
問：你相信大家能抗拒同化，情况有機會好一點？
答：是的，但我的觀察到同化好像愈來愈厲害。不止加入新香港人，香港人本身都在文化上跟從，是自己的選擇。文化上不去跟從，未必是很大件事，可能是日常生活上的細節，一些原則。我剛才搭地鐵過來，有個空位，我坐下去，坐在最邊邊的阿叔沒將自己的袋拿起的意思，我旁邊的女生可能忍不住，起身走了，另一個男人準備坐下來，我就跟那個叔叔講，先生不如你把袋子拿起。就是這些日常的公民意識，公民質素，這是大家自己的選擇，不想被同化，就要堅持。
整理 // 潘曉彤
圖 // 潘曉彤
編輯 // 曾祥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