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得直】判詞強調若非原審法官引導不足 上訴方根本無從挑戰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因無申報租住深圳的退休大宅而纏訟5年，今早獲終審法院一致裁定上訴得直，洗去瀆職污名。終院強調，若非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商議裁決時的不足，上訴方根本無從挑戰曾蔭權的瀆職定罪。另外，曾蔭權作為香港前任高官，在公眾利益上本應接受重審至有終極判決為止，但只因他已服完全部刑期，重審不符公義要求，終院才決定不作重審。
終院在判詞強調，曾蔭權脫罪只因原審法官陳慶偉引導陪審團商議裁決時有不足之處。若陪審團當初裁定曾蔭權貪污和瀆職控罪均成立，原審法官的不足便算是微不足道；若原審法官當初在曾蔭權的貪污控罪無達致裁決後，另就瀆職控罪引導陪審團，陪審團絕對可以將曾蔭權定罪。
終院分析指在本案中，控方的指控基礎是曾蔭權與雄濤廣播主要股東黃楚標的交易屬貪污，干犯「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貪污控罪）；而曾蔭權故意隱瞞這些交易，掩飾其貪污罪行，進而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瀆職控罪）。若陪審團未能就貪污控罪達致裁決，他們應在考慮瀆職控罪時更加留意曾蔭權是否明知故犯，和他不申報利益的嚴重性。
終院亦在判詞中批評，控方的指控令人難以理解：控方指控曾蔭權無申報自己貪污，但若然他真有貪污，怎能在不自揭貪污的情況下，申報自己與黃楚標在涉事深圳東海花園大宅交易上的轇轕？在此情況下，一個人或會聯想到曾蔭權瀆職是因他受賄後參與發牌決定，但如今陪審團未能肯定曾蔭權有貪污，原審法官便應小心分析，部份陪審員接納曾蔭權無貪污的理據會產生甚麼後果。
此外，控方形容曾蔭權參與行政會議的發牌決定是「謀取一己私利」，但終院認為控方用詞含糊：究竟控方所指的「私利」是貪污所得的利益，還是純粹就退休安居所作的商業交易，甚至其他可能性。若然所指的是後者，陪審團商議裁決時需考慮的因素，包括曾蔭權有否披露責任、披露形式和無披露的嚴重性，便會與他們考慮曾蔭權貪污控罪時有所不同。
終院指出，即使曾蔭權在發牌決定上偏幫親信，又有證據顯示其太太向黃楚標公司交租，涉事租賃協議久未曝光，事情發展引人猜疑，也不代表控方有足夠證據指控曾蔭權瀆職。
終院理解，控方未必情願在較嚴重的貪污控罪無裁決後軟化自己的立場，單純指控曾蔭權與黃楚標有一段似乎不正當的關係，但即使一個決策者故意不申報利益，也不代表他知道或相信自己有申報義務，從而妄顧不申報的風險。
上訴庭認為，從陪審團在瀆職控罪的裁決看來，他們必然拒絕接納曾蔭權不申報利益的辯解。終院反駁指，陪審團無法就貪污控罪達成裁決，顯示有陪審員接納曾蔭權的部份辯解，加上控方指控曾蔭權瀆職的基礎含糊不清，原審法官的引導又有一定針對性，法庭實難以斷言陪審員的思辯過程如何達至上述裁決。
誠如上訴庭觀察，法庭不能假設曾蔭權與黃楚標的關係有違法成分。若然控方單單指控曾蔭權未有披露一段似乎不正當的關係，要求曾蔭權提供合理辯解釋除疑慮，便幾乎等於將舉證責任本末倒置。
終院的結論是，原審法官將一個有意識決定不作申報的決定，等同於一個故意不申報甚至隱瞞的決定，是危險的做法。陪審團在無法裁定曾蔭權貪污的前提下，他們在評估曾蔭權疏忽職守的性質、程度和後果的嚴重性時，本應考慮曾蔭權不申報的動機、他理應申報的事情和不申報的後果。若原審法官無為陪審團妥善分析這些因素，陪審團便有可能正中上訴庭判詞所指的「陷阱」。
法庭記者：黃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