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屋企，跟家人說沙田當時的情況好似地獄——聽到好多人慘叫，好多人聲嘶力竭地叫人離開。有一名女士，應該是路過的途人，防暴警員就在她 5 步之內的範圍，嚇得她蹲下來哭⋯⋯」阿輝（化名）憶述數日前的親身經驗有如電影。他是一名剛剛畢業的社工學生，上星期才正式取得「社工證」，沒料到在這麼一種場合亮出這張身份證明文件。
電影片場一般的現實
2019 年 7 月 14 日，阿輝一個人參與「沙田反送中」遊行。防暴警察出動之後，他晚上 8 點 45 分開始被困，躲於沙田中心暫避。輾轉間，他逃出新城市廣場，與一班抗爭者來到帝都酒店，「每行一步，我們都要探頭出去望望有沒有差人，好驚。一無聲，我們就停了不敢動，好似《屍殺列車》一般逃生。」
《屍殺列車》劇照
正當阿輝與其他抗爭者準備離開時，警車駛到停在他面前。他觀察到現場大量年輕人，其中一人更表明尚未成年。情急之下，他掏出「社工證」，向青年說「跟住我，有咩事就話同屋企人走失咗吧！」防暴和便衣警員拿著圓盾下車，向他們大講粗口「做乜撚野呀？」，又不斷罵他們是「廢青」。
「同一班比自己更年輕的人在一起，讓他們不那麼害怕，但其實當時我自己內心都好驚。」阿輝說，警員「兇一兩句」，未有查看身份證就離開。然而，警員回到警車，隔著玻璃窗繼續向他們舉中指，又不斷奸笑，「嗰種奸笑的心寒程度，好似郭富城《殺人犯》那張poster。佢嗰個笑容，我好深刻。」
郭富城參演《殺人犯》的電影海報
充滿電影感的地獄片場，阿輝看到人性溫暖一面，體現「兄弟爬山，各自分工」的精神，一些人可能有工作在身、身不由己，但都會盡可能想辦法幫忙，有食肆開門讓他們進去，也有些商店主動提供口罩和飲用水。
無叫餐也不被趕的餐廳
晚上 9 點 58 分，阿輝在新城市廣場走來走去多時，一直未能找到前往港鐵站的通道。中庭大混戰，多個電梯口又有警員駐守，他只好愈走愈上，上到頂層七樓。
「有些餐廳好似熄了燈，見不到裡面有人，唯獨呢間好光猛，雖然落了半閘。」阿輝說，起初有一名市民叫他們盡快躲入餐廳，但他又怕打擾店家，但見職員未有反對才走進去。職員說：「仲有嘢食，係呢款嗰款賣曬啫，一齊食啦」。
有些人坐下來叫餐，有些人只是坐著休息，店家也沒有趕客。阿輝形容，店內抗爭者和街坊都有，大家「搭枱扮識 」，其實內心仍然「好驚」。有人覺得，警察私人地方「應該唔會搞」，但也有人覺得先換走黑衫比較安全。
與阿輝同枱的是剛剛收工的沙田街坊，同枱食客說「好想回家，但無端端搞成咁。我回不了家。」
「接放學」的義載司機
坐了一會，阿輝覺得留在新城市廣場並不安全。他決定離開餐廳，經由逃生門走到帝都酒店。非沙田居民的他，獲酒店保安引路，「往呢邊走吧，一直走就大圍車站」。
阿輝與一班互不相識的抗爭者一起向大圍方向前行，在漆黑中提心吊膽慢慢走。大家扮街坊，繼續行。直至上到天橋，有光管，能夠看清附近的事物，同行各人終於稍稍放鬆，開始談起天來。他亦收到朋友短訊知道大圍站附近有司機提供義載服務。Telegram 也列出義載司機的資料：往甚麼方向，有多少座位。
「去到大圍站就完全安全，鬆一口氣了。」阿輝說，當時已經差不多 1 點，但車站一帶仍然多人，而且停泊十數架私家車。
「司機見到年輕人又穿著黑衫，便會走過去輕聲說『接放學喇』。」司機招手，著他們上車。他與另外三名不相識的年輕人坐上向荃灣的車，司機準備了 T-shirt，建議他們換走黑衫。司機穿過城門隧道之後，特地兜路再入荃灣。路上，他們雖然見到警方設置的路障，但幸而未有被截查，順利回家。
阿輝說，司機主動問起他們各人的經歷和心情，同車的另外三名年輕人比自己更後生，而且走得更前，「他們說了很多經歷，都說到好頹」。
保護孩子的新手社工
更年輕的走在更前，612 當日，阿輝曾經走到前線，見過其他更年輕的抗爭者。作為社工系畢業生，他自覺多了一份責任——「我要保護他們」。
阿輝記得，6 月 9 日與一些社工同學一起上街，大家都熱心地了解和參與反送中運動，「最初係一班人出嚟，慢慢變到我自己一個出嚟，係會覺得攰，覺得無力」。
「但當我走到現場，見到大家互不相識都可以合作的情形，就提醒返我點解我咁鍾意香港。」阿輝說，社工責任尤其重大，有需要走多一步叫醒其他人起來行動。運動至今常常標榜「要為學生／年輕人一起奮鬥」 ，他不盡同意，「其實香港是大家的。如果大家都是香港人，都是命運共同體，就應該一起去為這個地方出一分力」。
文／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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