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刻 Emblazon】
編按
佔中九子案即將判刑，雨傘運動至今四年半，不少人都開始擔心，隨著時間推移，運動的初衷、細節，將會被淡忘，甚至被官方的敘述所取代。
例如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去年便在論壇指出，傘運在新一代人眼中已漸成歷史，因此有必要處理傳承問題，防止傘運歷史被當權者任意詮釋：「這是我們必須要處理的危機。」
這個「危機」可如何處理？今年 16 歲的中五男生「心刻」，受傘運啟蒙關心香港時事。四年過去，眼見不少曾經「自信可改變未來」的同代人慢慢變灰，對政治不聞不問，加上主流媒體論述中甚少記載他這代人的想法，心刻於今年暑假展開一個企劃：訪問和自己年紀相若的「00 後」，記錄同代人對傘運有過的想法，從而喚醒人們對政治的關心：「想趁大家對這重要社會議題仍有記憶時，盡早記低他們。」
《立場新聞》特別刊出這 16 歲男生的訪問系列。
小沫的傘運
傘運爆發時，小沫 12 歲，剛剛就讀中一。
與其他受訪者不同的是，小沫「食」過催淚彈，也做過運送物資的義工等等，但是小沫說雨傘運動對他的影響不大、他的政治觀亦沒有因傘運而改變。
小沫的故事開始於 928 事件之前：「我第一次到現場是在 9 月 28 日之前，具體的日子已經不記得了。當時我被幾位朋友遊說到了中環，記得是一幫學生組織的運動。我當時感到有些同情，但是同時，我和朋友去的原因也只是為了去『吃花生』，不過去了這次後就啟發我再去現場了，我畢竟還是同情這些大學生的辛苦的。」
傘運中記憶最深刻的一個場景
小沫第二次去現場時就正正是 9 月 28 日。小沫對當日情況印象頗為深刻：「當天我去到現場後不久警方就開始發放催淚彈了。我記得在我面前幾個人倒了，那些催淚彈雖然沒有射中我，但是我聞到了那些煙，感覺就是很難聞。當時我一看到有人倒了我的本能反應就是要逃離現場。有人抓著我的手，就把我拉走了。跑著跑著就到了地鐵站，離開了現場。」
2014年9月28日下午，警方在金鐘施放催淚彈
最後一次去傘運現場
12 歲的小沫經歷催淚彈洗禮後並沒有感到懼怕、亦沒有迴避雨傘運動。「這也不是我第一次見到這種鎮壓，以前在內地時也見過一些維權運動，那裡的城管、警察也放催淚彈、胡椒噴霧等來進行鎮壓。」
小沫 10 月下旬再次回到中環佔領區，不過，他形容當時感覺整個雨傘運動好像變了：「我和前兩次一樣，都是去運送物資、看看環境。不過這一次，我和一些佔領者發生了矛盾。當年我的廣東話還未純正，就用普通話問了一些佔領者他們的近況，還問了一些關於傘運意義的問題，因為我當時真的沒有搞懂為什麼雨傘運動會爆發，我也真的想更加了解，但是那些人沒回答我的問題，反而『掉轉槍頭』罵我，說我是『大陸哩，喺度做咩？』說我只是『幫凶』，說我『冇資格同情香港人』，當然還夾雜了很多粗言穢語。當時我沒很生氣，只是覺得『呵呵， 不明白爲什麽突然就被粗口問候了』。之後我也沒再回到傘運現場了。」
傘運中最感到憤怒的一件事
小沫說不記得有什麽事最令他憤怒。即便最後一次到訪佔領區被佔領者粗口問候，他的感覺也是愕然、不解多過憤怒。
見識過内地維權後 對傘運的看法
四年多來，小沫對傘運、民主和普選的看法沒太大變化。傘運爆發時他就已經覺得運動註定會失敗：「佔中跟我以前在内地見過的維權運動都差不多，都是有一幫民眾想要改變，但是政府不允許、所以鎮壓。只要在中共勢力範圍内的地區發生這些『抗命』，都注定不會成功。」
傘運完結小沫並沒什麼不捨：「傘運結束是很正常，是預料之中。我感覺這個運動本來就策劃不夠，一開始是學生運動，後來在一晚變成了『佔領中環』，策劃不足，又怎麼可支持一個規模這麼大的運動呢？所以到傘運完結後，我的感覺是終於不用再受新聞『洗版』、交通又恢復正常，是一件好事。」
同時，小沫也質疑雨傘運動的意義：「我就覺得示威者蠢，不清楚自己目的、也不知道敵人是誰，就選擇佔中。除了妨礙別人、也對香港沒作用，不切實際。唯一有用的地方就是能吸引國際輿論。但是即使佔中受到矚目，難道其他國家就會來『拯救』香港？這是天方夜譚。」
不過，小沫卻絕對不反對民主和普選，甚至在傘運初期，還被民衆打動了：「其實雨傘運動剛剛爆發時，我是感覺眼前一亮的。我沒想到政治理念居然還可以團結這麼多香港人一起參與一個運動，大家還非常熱情去幫忙，當時去送物資時像我一樣年齡的人還不少。我就覺得這不像中國，全部人都麻木，不是全都不理政治，只是聲音越來越小。其實還有很多中國人想要民主改革的，但只是大家都怕了，不敢出聲。維權人士一個一個消失，這就是共產黨的力量囉。所以傘運結束後、沒有任何改變時，我就發覺其實香港和中國也沒有太大的分別。」
資料圖片：2014年旺角佔領區
小沫對香港民主的看法
小沫在訪問末段說出他的其他疑問：「民主是好，民主精神絕對可嘉、值得欣賞。但是當年人們在香港爭取民主的方法就有點奇怪，這樣佔領首先是犯法，既然犯法還有什麼政權會支持？當時還有大學生絕食，喊口號。難道絕食和喊口號就能爭取到政權的改變嗎？歷史已經多次驗證在中國地區，這些方法無效。明知道佔中是一條死路，為什麼還要做？」
我不禁問小沫：「那麼你覺得在香港要爭取民主，可以用什麼方法呢？」小沫回答：「方法不會沒有，我能想到的就是讓一些相信民主的人『混』入政府，待爬到有能力的職位後就推行民主。當然，人爬得越高，被政權誘惑、忘記初衷的機會就越高了。所以這也不是一個實際的方法。」
小沫覺得將傘運失敗歸咎於它發生的地方——被中共勢力控制的香港：「民主、普選不是沒人支持，但是怎樣得到？怎樣定義？香港人當年對於普選的怨氣被囤積的太久， 但除了『公民提名』和『我要真普選』兩個口號後就好像沒有其他方向。雨傘運動其實已比一些國外革命更有規劃，但是為什麼會失敗？最大原因就是它發生在中共有勢力的地方，共產黨根本不可能讓真普選在香港發生、因爲他們知道如果發生了，政權就不能維穩。但如果這個運動發生在西方，就算不成功，政府也會出來交代，平撫民情，而不是無視傘運，不做任何改變。」
金鐘佔領區的黃色雨傘
訪問小沫的曲折 「我怕被消失」
我在計劃邀請受訪者時、瞭解到小沫的傘運故事及背景，認為他是一個非常珍貴的個案，所以就盡力嘗試聯絡小沫。初次與小沫談及訪問時，他顯得非常戒備，並曾在約定的日期臨時拒訪。經歷多次游說後終於答應受訪、但要求不可有錄音、錄像或透露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個人資料。當問到小沫為何有這種戒備心，小沫回答：「首先我覺得傘運不關我事，第二我不想要『被消失』。」
我追問小沫為何有這種抗拒，小沫透露曾有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家人因為被中共認為和維權組織有關後，「被消失」了一段長時間。「他們被帶到了一個不知道什麼樣的地方，過了一段時間出來後，大家的身體都有了變化，他們都不敢講發生了什麼事，我隱約記得他們好像是被打了針還是怎樣的⋯⋯」小沫懼怕自己「被消失」，認為做任何政治化的行為都有危險會受到牽連、懲罰，所以現在就儘量不再投身政治。
小沫的建言
我問小沫，「作爲一個香港人， 你覺得自己對香港的未來有什麽責任？」小沫反問：「我能算是一個香港人嗎？」我説，「是不是香港人，看你自己是不是identify with Hong Kong。那麽從你的角度，作爲一個香港人，對香港有什麽責任？」小沫覺得香港人今日應該盡的責任已經不再是爭取民主，因爲本來就不切實際、現在更是脫離現實：「只有離開香港、才能享受真正的民主、自由。」
「今天的香港人應該現實一點、注重生活質素。如果連自己的生活質素都保證不了，還能談什麽政治？」當問到作爲中國人又有什麽責任時，小沫開了個玩笑：「中國人如果想要安全，就必須『支持共產黨、愛共產黨、愛祖國、愛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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