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少女戴黑色臂章上學，老師說不除下來，再沒有人可以保護你了。她不僅得脫下臂章，在不久之後的考試，還要把「反革命暴亂」、「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海外敵對勢力」背熟，寫下作為自己的答案。何曉清那年十七歲，她始終選擇說真話，二○一○年，她在哈佛大學創辦六四課程，曾連續三年獲得卓越教學獎。去年七月底，她回到最接近家的香港，進中大歷史系不過一星期，學生便敲門邀她到史學界集會，自此互相作伴，度過一年的風浪。「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那是她在課堂上教學生認識的詩句，來到不一樣的六四，與學生同聚校園點光，經歷最暗日子，她在光裏見到希望。
「八九年的我，就像現在的學生」
相約在中大訪問，何教授多番提議，不如一起吃飯？實在夾不到時間，她匆忙買個包作午餐，卻仍貼心給記者多買一份。與學生吃飯是重要事，她在課程大綱除了強調課堂講求學生參與討論之外，亦推介飯聚是自己九年來的教學傳統，歡迎同學參與。最初邀她參加集會的學生後來告訴她，沒遇過這樣的教授，三唔識七，一進辦公室「猛咁叫我哋坐低，攞嘢畀我哋食」，現在可慣了，即使用Zoom上課，師生都常談歷史談到半夜不願睡。
赴加國研究六四 成為「流亡」分子
二○一四年那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她的書《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出版。成長於廣州的何曉清，一九九八年決定往加拿大工作並爭取升學機會，由選擇研究六四這個題目開始，也就等於放逐自己成為「流亡」一分子，「書出來了，回家的門卻可能永遠關上」。
「要記錄這些歷史，是要付出代價的。」她在中大教授其中一門課名為「平凡的聲音，不凡的故事」，由紀錄片及傳記去看歷史與記憶。「楊繼繩寫關於大饑荒的《墓碑》，哈佛頒他新聞獎（Louis M. Lyons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時，全世界記者都覺得是一個大獎，他都不敢去領，這是做研究的恐懼。」劉曉波二○○八年被捕後，曾聲援他的崔衛平亦多番被禁出境參加學術會議。
「崔衛平老師當時因劉曉波的事不可以出境，她是電影教授，我們每一個人只想埋首書枱做事，不想關心政治，像我這樣一個不像很political的人，為何要做下去？因為政治常常干預我們做的事嘛，我也只是想做歷史，幾時政治不再干預我們，還給我們學術自由，我根本不想與政治扯上邊。」港區國安法來到，政治氣氛日差，學生也跟她說，擔心一些研究還能不能做。
常面對「要不要做」的問題
何曉清說，一件事要不要做，是她生命裏常面對的問題，「自從做八九研究後，經常要做一些決定，當有一件事做了會帶來後果，還做不做？做了研究，碰上大國崛起，找工作時也許沒人願意聘請這種麻煩人，還做不做？」當香港學生來到面前，剛到港的她尚不知道運動會如何發展，「做不做？」她心裏再次升起這個疑問，「當他們邀請我去集會時，我突然覺得，現在我是大人了，八九年時我就像他們，想大人來支持我們、出句聲，現在唔通我話你走啦？」
從那時起，她與學生的生命交會並行。「他們好好的，跟我說會保護我」，她的甜美笑容留着純真的神態，儘管因為第一次在最近中國大陸的地方紀念六四，連日來心情翻滾，沒怎麼睡，她的雙眼通紅。
「跟同學的關係由那天開始，中間經歷了很多，昨晚（六月四日）是個beautiful ending，像我常說一九八九是beginning of an end，結束的開始。」她說有時像阿媽，要學生傳信息報平安；有時又被學生照顧，怕黑的她在中大下山的晚上，學生會追問她是否平安，上小巴未？六四晚上，她與學生到中大民主女神像前點起蠟燭，「這一年我們親歷歷史，同時又與歷史對話」。她說要唱《自由花》，有學生提出要唱《願榮光歸香港》。那是與以往不同的面貌，維園裏，有人一如以往唱着歌，有人揮舞「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大旗，有人喊香港獨立。
八九歷史 對照當下
運動風風火火，她隨事情發展努力重編筆記，想讓學生認識能與當下對照的歷史。曾經，八十年代懷抱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與共產黨亦不割席。「我們不是因為仇恨、絕望走上街頭，而是因為希望、愛、對這個政府的信任，這樣的忠誠被共產黨背叛，這已不是第一次。」另外兩門課，她教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的中國史，與七六年至今的後毛時代。「有一堂課我們看王若望的故事，他八十年代被開除黨籍，曾說過坐國民黨的監很容易坐，因為我的敵人是國民黨，手足知道我為理念而坐；當革命者成為政權，被自己人捉去坐，共產黨的監就難坐了。」
「一次又一次，來到今天，這是為何人們心中是憤怒與不信任。恐懼不是香港人想像出來的。」「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只想做一個人」，她一口氣把北島的詩由頭念到尾，「這與香港同學現在有的理想一點不矛盾，追尋真相與公義是普世的，他們唱歌都講，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
盼學生保存自己
去年十一月烽火，何曉清拿着乾糧在大埔公路走不進校園，「行崇基爬山涉水上來」，當時她想到的，是天安門母親的證詞，如果當時留住了兒子/女兒，是不是就沒有後來一生的悲痛。「我想跟他們說，不要送死。」有學生告訴她勿要勸退，她仍是把話說給身邊的學生聽。她抱着做critical supporter的原則，互相說出意見，「所有人一同思考如何做得更好」，「我跟同學說，保護和保存自己，每個人在自己的位置上作出改變，可否為我們自己多爭取些空間，在這過程中不要死去？」
在害怕中堅持抗爭 香港未到最壞日子
她的一代人，親歷過「終極一戰」後的一無所有。同代人被屠殺，自己為生存逼着要說謊，「八九年時，我們都可以覺得玩完了，佢哋乜都有，我哋乜都冇」。這一刻在香港，絕不是她覺得最壞的日子，因為在這裏，她找到同聲同氣的人，暫且不再流離，「後八九之後，我們沒有選擇，要麼變成黑暗，要麼與它一起製造黑暗，還有什麼選擇？最後一種就是對抗黑暗，但又唔夠佢打。」只能出走往外國，繼續保存、講述真相，從此沒有了家。書出版的那年聖誕，「朋友都回家去了，我能去哪？我行去Charles River，在Harvard Square看別人家的老房子，我在想，一個政權令那麼多人背井離鄉，那麼多為國家好的人流亡海外，像我這樣貪生怕死的人，為了做這件事，也成為一部分」。
香港運動一年，現在我們必須想，當日子愈來愈暗，自由愈收愈緊，如何堅持下去。何曉清說，她從不比較每個人的勇氣，因為她明白「驚」的痛苦，「每個人為自己人生選擇的路都不一樣，我不覺得我是個很有勇氣的人，但很希望能做到我認為對的事，亦不想指摘別人為何不做、為何不勇敢一些。每個人有他的處境，有家人要關心、有小孩要照顧，只能要求自己如何，無法要求別人」。「我做那麼多正正因為我好驚，不想我們以後的年輕人或下一代好似我那樣驚，我在加拿大返學、美國教書，當地的人可以很驕傲的到處告訴別人，我明天去遊行，我們做這些卻要收收埋埋，還要被罵，實在好痛。」
拒絕接受謊言
在哈佛教書，也遇過來自中國內地的人對她質疑辱罵，「這次回來我一點不孤單，在外國時多少大陸學生鬧我，很難聽的鬧，我也會用盡耐性去說服每一個人，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唯一有的是我們的道義資源」。她正在寫有關歷史記憶與民族主義的研究，「我二○○六年開始指出民族主義是很大問題，被人認為是傻的，現在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問題，就會在這上面努力」，「我已習慣做一些事十年都不會有改變，為何還要做？因為你知道是對的，而且唔忿氣，香港人去維園也是唔忿氣，為何要接受你的謊言，不能說出我們的真相？」
「自己的價值在哪，家就在哪」
三十年來，她視維園的光是燈塔，向哈佛學生展示照片時，他們都會驚呼一聲，沒想到一個燭光晚會竟能集合幾十萬人，集合成千上萬人。然而這一年政權一壓，更壓得遍地開花。何曉清說：「我回來了，離家很近，又像很遠。我們的家園不止一個空間，其實我們的身分是由價值與原則定義的，八九年其實我內心最不認同的，是他們所說的價值，說為了人民，為了國家強大，才這樣做。所有香港人不管在哪裏點蠟燭，也是想說我不認同你的價值，這就定義了我們的身分，可能到最後仍是無家可歸，但自己的價值在哪，家就在哪，我很幸運能在這個地方。」
研究歷史的人可能會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不必着眼一點，但眼前的歷史學者說，「歷史長河乜乜物物，誰都會說，但身處當中每一個人經歷這些事都很痛苦」，「那些燭光就讓你知道你不是一個人，不論最終能否改變歷史，至少我們已在書寫歷史。他們（政權）寫歷史太耐了，其實我們也有我們的歷史，我們每個人都是歷史的一部分，If we want light, we must conquer darkness。」
文//曾曉玲
圖 // 林靄怡
編輯 // 王翠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