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副會長田方澤
上月，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向中學、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教師發問卷，了解教師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面對的政治壓力和會否對日常教學工作產生影響，共有一千一百八十五個有效回覆中，超過九成被訪教師對教育專業自主、教育發展及對教育局或政府失去信心。
在個人層面方面的影響，約八成受訪者表示「擔心被家長或其他社會人士作政治投訴」（78.8%）及「擔心因個人立場而被網上起底」（80.8%），近七成「擔心被校內政見不同的同事（包括下屬）監視或投訴」（68.8%）及「擔心因政見不同而被上級施壓」（68.4%）。
教協副會長、中學通識科教師田方澤表示，自去年以來，學校和教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例如，不少政治人物及官員都發表了針對教師及教育界的言論（例如林鄭月娥的「無掩雞籠」論）。有社會人士聲言要有系統地檢舉教師的「問題」，有教師因為網上社交平台、在上課時說的、所編寫的教材或試卷上的片言隻語，或者只是一張照片，便遭到投訴，被指「專業失德」。而投訴又可能獲得教育當局或辦學團體的處理，教育局更表示情節嚴重者會考慮取消教師註冊資格，最近更要求老師在求職時披露被調查情況。
他指，教師擔心因政治立場被「起底」、甚至投訴，有相熟老師要不斷轉換社交平台帳號，又要退出朋友圈羣組，私人生活大受影響，有的更曾因此考慮離職。
「其實不單是網上社交平台，一些手機羣組的內容，甚至我有聽過手機羣組的名字都要擔心。害怕被人看到、知道，然後投訴，其實是非常惶恐。有些甚至認為直接影響教學，害怕選取文章、教材時，會踩到『紅線』，這些都是老師最實際的擔憂。」田方澤說。
不能推諉於通識課
此外，政治相關的議題，不但是學校正規課程的一部分（如歷史、中國歷史、通識等科目），也是學校公民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調查結果也顯示，超過九成（91.0%）受訪教師並不同意「學校應禁止學生討論政治敏感議題」。
「通識科有課程和教科書，但沒有指定教學材料。課程談身份認同、政治介入、中國政治、法治或可持續發展。例如中國土壤污染、化工廠核電廠、癌症村，過往都能教授，中國非法買賣器官亦曾是公開試題，這些內容，日後會否容易踩界？ 」他表示，通識科老師在準備新學年的教材時感到疑惑，「例如，如何教授國安法？教育局的講法，它是法治教育，要中學生守法。但我們能否鋪陳反對觀點？過去談人大釋法，教學時亦有提供正反觀念，讓學生討論。」
他補充，通識課程理念強調「成為有識見、負責任公民，認同國民身份」和「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批判、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公開試亦要求「多角度思考」、「正反論證」和「全面及具批判性論證」。前線教師作為橋樑將課程理念與評估結合，他們在議題為本的探究學習過程中，必須將議題有關的背景資料，正反理據充分鋪陳給學生。
「不過，這一科被質疑是造成現時年輕人問題的原因，但中央政策組二〇一五年委託時任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趙永佳進行的《香港「九十後」的公民價值及參與研究》顯示，通識教育科的落實，有助避免年輕一代走向極端或偏鋒，結果普遍認為通識科教師表現專業，沒將自身立場強加於學生，大部分學生認為通識科增加他們對社會議題的興趣和提高對政治爭議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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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老師的憂慮
任教英文科的許sir表示，在教授閱讀理解時，會以一些時事觀點剪報（如讀者來信、Letter to Editor）作教材，以往，如討論警暴，有相關的生字以外，也會跟同學討論出現警暴的原因，如制度、警察面對的壓力等，「學生不代表要認同，他們靠自己判斷。」
他說，英語課本內，會偶然述及一些政治內容，令老師擔心會觸及紅線，包括中國河流污染問題、文革時的思想管制，或外國政府懲罰一位年輕人將警察稱呼為豬。「又例如DSE模擬試卷英文試題談及二〇四七年的情況、香港主權移交上中英官員的不同立場、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情況，「按香港目前的情況，這部分是否要被禁？」而以往，他會推介給學生一些課外讀物，如涉及革命思想的《動物農莊》和《1984》，擔心日後會成為禁書 。
事實上，他說今年他的學校在教材上也曾作出自我審查，在引述一篇文章時，有見作者述及「中國貨品不夠水準」，擔心被指代表學校立場，於是修改成「一些人對產品不太有信心」，沒有忠於原著。此外，他估計，日後辯論隊在選擇辯題時會十分小心。
「這情況是顛覆了教育的價值，學生如何走下去？」
